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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矽谷創投的合夥人制，台灣創投業雖引進自矽谷，制度上卻多採專業經理人制，經營人事難以更替，間接限制了創投人力的發展與資金來源的多元性。
台灣如果能接受自己是一個中型國家、小型市場，透過認識自己與世界， 找到定位與目標，我們就不再需要焦慮於排名與比較，要比，就跟自己比。
矽谷，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文化， 一種「人才優先」、讓每位員工能發揮最大價值的文化。
台灣具有人才與技術優勢，惟生醫產業主場在歐美日， 在競爭激烈的早期階段，如何強化開發速度與國際連結能力，是台灣生技發展當務之急。
隨著少子化與老年化，台灣已經開始面對就業人口短缺的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佳解方，就是讓年輕人提早做好準備，離開學校、進入產業或開始創業。
在各行各業都進行數位轉型的年代，除了與一流跨國企業、研究機構合作培養人才外， 我們更該思考如何養成跨領域、甚至反紀律的「不規矩」通才。
歐美各大城市把最便利的地點讓給新創進駐，我們只願意施捨城市外圍的老舊空間。 別再用施捨的心態打造次等園區，我們才有機會吸引世界級的新創企業與投資人。
數位時代典範轉移的下半場正要開始，由矽谷發源的摩爾定律將在許多產業繼續發威。 台灣只要選對產業、接軌國際，有望再搭上下一波大浪，順勢造英雄。
在產業變動快速，新舊業種消長之際，讓孩子長時間投入的關鍵已非辛苦操練， 而是實作與嘗試，透過增廣經歷與體驗，才能找到堅持的能力與理由。
要提升台灣創業者國際能見度，引進加速器並非關鍵，改善環境、放寬法規，吸引國際企業與學府進入台灣，方能造就全球領先的創業生態系。
「給年輕人機會」不該只是口號，當企業接班斷層問題日顯迫切， 如何加速讓青壯年進入企業決策信任圈，是台灣能否持續保有創新動能的關鍵。
要改善台灣高學歷失業與產學脫節，關鍵有三，一是減少近親繁殖與一路直升， 一是增加高教人力背景與資源多元性，同時大幅開放產學間的職涯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