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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目標是把亞洲經濟活動框限在既有的「全球供應鏈」中，而中國的目標是把周邊國家經濟活動變成「母體」的外掛契作圈。台灣往後是否參與中國的「契作朝貢圈」，將是經濟戰略上的最大抉擇。
中外近代史，大約每30年就發生一場劇變。1987年台灣解嚴，30年後，大約就是2016年左右。面對劇變點的來到，台灣準備好了嗎？
如果政府本身不依法定流程行事，而隨著政治形勢跳躍執法或選擇性執法，那就連政權國家都不是，而趨向「集權國家」了。
中國想要繼續發展，就須改革體制，其中如何解釋「台灣經驗」，將是習近平須突破的一大難關，否則將無法進行任何「破壞性創新」。
在街頭努力促成的改變，一旦進到立法院，常因密室協商受挫，人民的力量不敵，政閥、財閥的手段，這種景象，竟和北京的垃圾分類有異曲同工之妙。
柯Ｐ當選台北市長，有人覺得是「民意的實現」，也有人認為是台北選民「自造孽」。是好是壞，上任一段時間後自有公評。
「表裡不一」和「防弊如防賊」在台灣一結合，就生出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假面道德」怪物：一種披上了防弊假面，卻又同時容忍表裡不一的文化氣質。
前段的人民打拚，中段的立委提案辯論，到了後段立法院內的密室協商竟消失或變種，把民主中的美意全搓掉了，台灣如何進步？
中美搞區域分化，和大家玩起「政治擺中間，經濟放兩邊」的遊戲，小國疲於奔命，只有台灣不思現實對策，幾乎弄到「一台兩制」，搞內部分化，真神。
看包公審案大快人心，代價是把伸張正義的機會交給官府，全然信賴他們的「道德」，但是，台灣的「法治社會」就無從建立。
對文明的想像力，與大小無關，小房間也可以出大思想家，既然是想像力，歷史包袱越少越有利。最關鍵的，就是不能被現實政治綁架。
政治、媒體、社運新三權分立，在台灣已經體現了，近年台灣的青年公民運動，發揮了制衡政治的力量，就是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