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近碰到不少問題，有些是因為政權轉換後所產生的交接調適問題，有些則是本來就存在、只是剛好在最近一起爆發的問題，還有一些是受到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動而被波及的問題。雖然每個問題都不好處理，但是只要好好聽醫生的指示，運作規律、作息正常，這些也絕對不是絕症。
從 call-in 節目大受歡迎的現象可以發現， 一般人都喜歡看到做錯事的人挨罵，只要不是我的錯就好了。就算我也有責任，能推給別人順便再罵一頓就更理想了。
美國民眾曾經有一陣子批評媒體只報壞事不報好事的情況，但是媒體的回答是，每次報導人性光明面之類的消息，銷售率或收視率都特別差，顯然多數人還是比較喜歡看壞消息， 尤其看到別人被罵，更可以宣洩心中不平的情緒。 所以參加call-in 節目的來賓，當看到其他人都在罵的時候，自己不罵都不行了。這種現象其實是我們過去談過的 crowd psychology ││群眾心理。
人類近代史上最惡劣的行徑，就是希特勒的納粹對猶太人的暴行，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我相信即使在當時，把一個德國人或日本人單獨抽離出來，一定做不出也想不出這種事；但是當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人類良善的本質就會被湮沒，群體就變成一個超大的單位，個人的特質、個性及名字都不見了。因為是整個群體的作為，不用個人負責，所以他們都願意去幹平常幹不出來的事。
群眾運動最令人興奮的地方在於不須負責，人不是我殺的，是群眾殺的，火不是我放的，是群眾放的；以巴的衝突、足球場的暴動，屢見不鮮，都是這種心理下的產物。
此外，群眾可以聚集很大的力量，擁有這麼大的力量，會把人類最原始，如打獵、打仗、你死我就贏了的本性給激發出來。所以所有的群眾運動只會形成一種結果，就是暴動，你絕不會看到群眾運動會集體做諸如幫助老人過馬路或是種植花木之類的好事，絕對是偷東西、殺人、飆車。Discovery 頻道上常見到一群野牛集體行動的畫面，集體行動的好處是可以防止獅子的攻擊，就算遭到攻擊，也只是少數一、二個同伴遭殃；飆車少年的心態也是一樣，人多警察就不敢抓，就算抓也不會那麼倒楣抓到我。
二次大戰之初，美國還沒有參戰，不過有對英國進行物資補給。可是美國的補給船隊卻常常遭到德國艦艇擊沉，美國政府就找來一位數學教授研究如何減少被擊沉的機率，這位教授發現補給船隊以圓形的隊形前進，被打中的機率最低。這可能是第一位數學教授參加戰略規畫的先例，而事實也證明，數量愈多愈安全，存活的機會也愈高。
媒體讓不特定的大眾形成一個群體， 尤其是 call-in 節目，打電話進去的人也沒有名字，頂多只是台中王先生或彰化李小姐而已，所以講的話也不用負責任；再者如果他們的言辭不攻擊人，大家就沒興趣聽， 所以 call-in 節目一定要做得很辣才能吸引觀眾。
還有一種情況是大家都不願看到別人比自己行，雖然成功的人有愛慕者，但是會有更多的嫉妒者。當我還在霸菱時，我帶的研究部門獲得國外金融雜誌評選為第一名，當時就有同業和媒體說我們的壞話，我的同事有的很傷心，有的很氣憤，我安慰他們說，批評是最好的肯定，如果你只得個第二、第三名，是不會有人批評你的。
國外政治界也有一句名言：我不在乎他們說的是好話還是壞話，只要說的是我就好了。去過美國的人大概都知道，美國的電視廣告真是有夠難看的，好像是做給白癡看的一樣。為什麼好的廣告那麼少？有一份研究報告表示，好看的電視廣告會讓觀眾只看內容，看完之後，卻想不起來是什麼品牌的什麼產品；但是那些讓人看了生氣討厭的廣告，一問之下都知道是做什麼的。
從這個角度看，在電視裡被罵的那些人也應該感到高興，因為大家一直在談你的名字，可以打免費廣告。 而這類的 call-in 節目看起來好像會把事情搞得更嚴重，但是也有正面的影響，比方觀眾即使電話打通了，最多也只能罵幾秒鐘而已，可是罵完之後心裡就舒服多了，情緒得到發洩，再來就看膩了，這個問題大家以後就不會再注意了。像核四停建，大家心理都已經有了準備，所以現在蓋或不蓋都不會有更大的衝擊。 因此 call-in 節目在某種程度上有社會心理治療的功能，像打預防針一樣。
電視上我們最常看到立委大罵政府官員的質詢鏡頭，好像立委只會用罵人的方式表達意見，而電視台也只播放立委罵人的畫面，因為立委和電視台都知道，觀眾只想看這些。這麼看來，官員好像被修理得很慘，但是這樣對官員們也不一定不好，因為他們在電視上看起來很可憐的樣子可以博取民眾的同情，而如果他真的做不好，在立法院也已經得到懲罰，大家就不會繼續怪他了。
尼克森在六○年代初期到蘇聯訪問，當他看到蘇聯總書記 Kruschev 時，便當著美國媒體的面，作勢指責 Kruschev 的模樣，這個畫面自然也傳回美國民眾的螢光幕前。 二年後甘迺迪也到蘇聯訪問，Kruschev 說，如果你有需要向美國的民眾交代，也可以指著我的鼻子裝著在罵我，好讓媒體拍攝。顯然連 Kruschev 也知道這是在作戲。
政府部門一定會覺得將沒有把握的事情說出來，會造成不好的影響，但是當大家經過充分討論以後，或許也是尋找答案的好方法。一九九五年台灣面臨中國飛彈演習，那個時候大家都怕得要死，如果現在再來一次類似的情況，就不容易再度引起全面恐慌的情況。
美國證管會最近有了一項新規定，上市公司不能只把公司最新的營運狀況透露給少數分析師，必須同時讓社會大眾知道。最近美國股市動不動就大跌，英特爾一天跌二○％、美光跌一○％多、IBM 也是一○％，蘋果電腦最慘，一天就少掉近五○％。這是因為投資大眾的心理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類第一手的壞消息，過去都是透過分析師消化以後，再慢慢傳遞給投資人，衝擊不會那麼直接。美國證管會的用意雖好，希望散戶也可以在資訊取得上得到公平的對待，只是沒想到大家同時接收到訊息，反應過於激烈。如果是在台灣，像蘋果電腦一天重挫百分之四十幾，連斷頭都來不及了；如此公平的取得資訊，對散戶好像也沒有太大的幫助，當然，一味地掩蓋壞消息也不是辦法。
台灣民眾喜歡看政論、財經類的 call-in 節目，如果這台沒有， 就找別台來看，對多數民眾而言這是一種消遣娛樂。當然，call-in 節目可以有更積極的意義，就是讓大家把問題講出來，讓各種不同的聲音充分反映，並且預演各種可能的結果，對政府未來的施政會更有幫助。
畢竟台灣還是滿自由民主的地方，而民主制度是現今比較好的政治制度，政府可以知道民眾對你有什麼評論，可以隨時調整修正。過去二、三十年來，印尼民眾好像都很擁護他們的元首，可是誰想得到，一夕之間大家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恨死他了。在經過民意充分的發揮下，這種情況在台灣肯定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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