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發生至今，已經有四個多月，這幾個月的發展深入人心。連我家六歲女兒都對我提出幾個問題(很湊巧都在餐桌上，害我吃晚餐都不怎麼消化)：「阿富汗是不是壞人？」「為什麼美國國王要去打阿富汗？」在家幫忙家務的劉阿姨，平常不看媒體、只靠小眾口耳相傳，也問我：「是不是就是那個叫作賓拉登的人做的壞事？」
在整個攻擊事件之後，美國政治領袖的反應是直接訴諸美國人是正義之師，美國傳媒也一直只有簡單的愛國主義。美國上下同仇敵愾，形成一股高漲的愛國主義，在這種情緒之下，長期批評美國中東政策的幾位美國知識分子，只好在美國以外的媒體發表另類觀點， 其中美國猶太裔的著名政治異議者喬姆斯基( NoamChomsky )，就在這四個月內不遺餘力地大聲說出，他對美國「嚴以律人、寬以待己」的打擊恐怖主義作法，深深的不滿。
喬姆斯基本人既是著名語言學者(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也是美國外交政策最有力的批評者。這些言論主要的發表場域多是美國境外的媒體，這些發言近來以最快的速度結集成了一本叫做《 9-11 》的書，非常有助於遠在台灣卻也深受美國主流媒體影響的我們，深入了解這些對美國外交軍事行動的另類解讀。
喬姆斯基對美國外交與軍事行動長期的批評，未必是一般美國人民所能了解的，因為美國傳媒長久以來一直與美國主流的外交軍事戰略站在同一條線上。久而久之，大部分的美國人並不知道他們的政府在這三十幾年來，對許多國家的人而言，等同於另一種「恐怖主義」。大部分美國人甚至會覺得喬姆斯基的批評，是有損「美國利益」的。
在這裡， 我想到美國哲學家努司本( Martha Nussbaum )對愛國主義的一些討論，她認為正因為美國做為世界政治與經濟的強權，透過跨國公司與美國軍事及外交政策，對許多國家的人民造成各種正面以及負面的影響。因此她極力主張，美國的教育應該讓美國人在理解世界時，有更多跨越美國利益(或愛國主義式)的觀點。她認為，美國人有道德的義務去同情性地理解他國處境，這種情操，就是「普世主義」。這種普世主義對台灣人也有啟發，當台灣人開始向外發展、對世界許多地方有了影響力(如台商外移)時，我們的教育除了愛國主義，是否也開始需要普世價值的教導？
普世主義始自於我們對人類的想像，我們必須想像所有的人和自己的基本需求、盼望、夢想，都是非常類似的。如果西方人用這樣的角度去想，就不會接受像杭亭頓( Samuel Huntington )用「文明的衝突」來理解西方與非西方的衝突(他關照的是文化的差異)，而會去問一些其他的問題，比如：所謂的恐怖分子只是基於宗教狂熱(所以和大部分人的基本想法行為都不同)去從事這種敵我俱焚的瘋狂行動？還是他們也和我們大部分人一樣，想活下來、也想安定地居住在一個沒有紛爭的世界、更想與人為善？那麼到底是什麼使得他們如此絕望？或像村上春樹在他為了探討奧姆真理教和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所寫的「地下鐵事件」中的一句話：「到底扣子是從什麼地方開始扣錯了呢？」這樣的問題顯然和那些將奧姆真理教或賓拉登看做是一個刺眼、突出、例外的扣子，是完全不一樣的角度。
台灣媒體的國際新聞一向缺乏主體性，一向採取美國觀點，這種偏頗在這幾個月的報導中更是不忍卒讀，連「美軍痛殲阿富汗」這樣的標題都出現，令人有不知身在何處之嘆。台灣媒體的「愛美國主義」真是令人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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