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空小組」是每個股票市場都存在的「罪惡」，他們好像股票吸血蝙蝠那樣惡名昭彰，他們掛在華爾街牆上，把健全公司的獲利吸光，直到這些公司虛弱得無法站穩。
他們的敵人遠多過朋友，大家恨不得好好修理他們一頓。放空的作手通常都不敢張揚，也不願意接受記者訪問，他們雖然常常賺進巨額獲利，地位卻連散戶都還不如，放空者是市場裡面最卑微、最抬不起頭來的一群人。
罪魁禍首還是替罪羔羊？
賣空者是被壓迫的少數民族，似乎沒有人認真對待他們。他們從別人的虧損中獲利，因而被指責為虧損的始作俑者。賣空者被認為是一九二九年大崩盤的罪魁禍首，雖然後來的深入調查證明他們是無辜的。他們受到國會調查，當時的總統胡佛（ Hoover ）更認定：「空頭派的陰謀導致股市崩潰。」比較冷靜的人指出，一九二九年放空股票的數量，只是整個市場賣壓的○．一二五％，根本沒有什麼衝擊力。
放空作手並不是從小就愛唱反調，日常生活也不會不按牌理出牌。他們大部分有正常的童年、上大學、拿到商學院學位後到華爾街，希望當分析師或基金經理人，過正常的生活。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對拉抬股價感到厭倦。他們偶然間發現一家公司問題叢生、前景看壞，於是他們建議投資人賣出。這樣做讓他們覺得興奮，接著，他們賣空該公司股票。股價下跌，他們立刻獲利。最後，他們上癮了。
他們忽略體質良好的公司，反而尋找其他有致命傷的公司。他們不斷提出負面報告，引起自己的老闆不滿；因為老闆被列入建議賣出名單的公司罵得狗血淋頭。老闆軟硬兼施，要求悲觀派的部屬往光明面想，像其他人一樣寫報告建議買進。可是，賣空作手無法自制。他們繼續往負面鑽，最後被公司開除；於是他們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毫無忌憚地賣空。
除了賣空股票，他們還被冠上「賣空國家」的罪名，即使老甘迺迪的兒子當上總統、伯魯赫（ Bernard Baruch ）是羅斯福總統的哥兒們也一樣。伯魯赫和甘迺迪都是民主黨員，放空的作手大多屬於民主黨；華爾街其他從業人員都是共和黨員。假如民主黨是華爾街主流派，賣空者一定會轉到共和黨。然而，不論屬於哪一黨，他們對政府都沒有什麼幫助。
某一個支股出現空頭市場時，賣空者常背黑鍋。這家召開記者會，指責賣空者放出謠言，嚇得投資人拋售該公司股票。有時候，這種指控是真的，但通常是子虛烏有，讓空頭派當代罪羔羊，是公司轉移注意力的手法，其實該公司內部出問題才是股價不振的真正原因。
企業界防範賣空者實在是件荒謬的事，尤其看多和看空的基金比例是一○○○：一，華爾街買進和賣出的建議比例是一○○：一，況且九○年以來連續九年的多頭市場，已使賣空的大作手全部關門。如果一定要說誰應該防範誰的話，反倒是賣空者要小心提防多頭派。
政府向來和賣空者格格不入。英國、法國、日本、美國和其他有股市的國家，曾多次禁止賣空，通常是在已經出現大規模拋售之後。馬來西亞是最新的例子：馬幣匯率一落千丈，賣空者被指為禍首，馬來西亞總統馬哈地也下令禁止賣空。賣空變成違法行為，然而按照傳統，馬哈地終究會了解，賣空自有它的作用，賣空仍將會合法化。
賣空者受到的待遇的確不公平，想想，如果證管會規定，你只能「在平盤以上買股票」，多頭派會有什麼反應？恐怕華爾街會罷工、證管會大樓前會有抗議活動、上百萬投資人會走上街頭抗爭。
看多的分析師可以炒某支個股，即使他們看走眼，老闆不會炒他們魷魚。看空分析師如果預測正確，會被上司訓一頓。負面報告寫太多，即使預測正確，也可能丟掉飯碗。齊威格說：「我發現，負面的分析報告通常寫得比正面報告好。」可是，多頭報告的數量遠大於空頭報告。
空頭財富曇花一現，多頭才是最後贏家
持多頭看法的基金經理人一起共進午餐，或透過電話、在開會空檔交換選股心得，沒有人會說他們陰謀哄抬股價。可是，兩個賣空作手若同搭一部電梯，自然而然就被指為陰謀打擊股價。
另外，對賣空者的規定也要求，基金的年營收來自持有不到三個月的股票，比率不得超過三○％。在受限的情況下，於股市大跌前賣空而能獲利的基金，全年的營收和資本利得將被課以三五％的重稅。這項規定於一九九七年取消，使得基金經理人賣空的束縛稍微放鬆。
總之，賣空者受到歧視，而且最後都成為輸家。在美國長達兩百年的投資史，洛克斐勒、卡內基、巴菲特、蓋茨這些巨富都是多頭，一九二○年代的兩大空頭作手：伯魯赫與約瑟夫．甘迺迪（ Joseph Kennedy ），過世時都很富有，那是因為兩人後來都棄商從政。
九○年代，美國股市連續大漲，空頭幾乎已經被消滅殆盡，著名的大空頭查諾斯（ Jim Chanos ）五億美元的資產化為烏有， 費西巴赫兄弟（ the FeshbachBrothers ）賠掉十億美元資產以及私人飛機。 但是，查諾斯仍然不死心，至今繼續他的放空事業。
放空賺錢絕對不可讓人知道
你在多頭市場期間表現比他人好，會獲得稱讚。看巴菲特就知道｜｜他的聲望隨著財富增加。但如果在空頭市場期間表現比他人好、大家賠錢而你賺錢時，就要小心遭到暗算或被整。在華爾街，在空頭市場時期仍然獲利的投資人，比證管會的調查人員更不受歡迎。
一九八七年， CNBC 電視台的理財專案、《投資騎士》（ Investment Biker ）的作者羅吉斯（ Jim Rogers ），當時他是索羅斯（ George Soros ）旗下的明星經理人，他覺得股市空頭將要來臨，但是羅吉斯失言了，他告訴報社記者：「股市將於十月崩盤。 」道瓊指數重挫五○○點後幾天，《華爾街日報》（ WallStreet Journal ）在後續報導中暗示，羅吉斯在那次股市大跌中， 賺了一大筆錢。
羅吉斯說：「有人打電話痛罵我。《華爾街日報》那篇文章被貼在我任教的哥倫比亞大學布告欄，某個憤怒的投資人把它撕了。」
對災難有第六感的利莫摩，一九○六年賭聯合太平洋公司（ Union Pacific railroad ）股票大跌，結果舊金山馬上發生大地震。他在一九○七年的大崩盤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蕭條時期，繼續賺錢，出門有豪華轎車、遊艇，住有濱海華宅、花園，身邊有美女。由於他在空頭市場成為富翁，名聲比殺人魔更差。
一九二九年崩盤前，利莫摩在最後關頭突然做空而獲得暴利，因此得罪了投資大眾。他的電話遭到竊聽。為了避免他人的冷嘲熱諷和恐嚇，他搬到隱祕的獨立辦公室，並裝設專用的行情看板、申請多支電話門號，雇用的職員和分析師則像偵探般祕密作業。根據利莫摩的傳記作者表示：「門房和電梯操作員否認他的辦公室存在，電話公司則說他的號碼不公開。」
奉勸各位，股市下跌而你仍賺到錢時，不要告訴別人。他們不會讚許你賺錢，反而會把他們的虧損賴到你頭上。羅吉斯說：「如果下次我再度在空頭市場賺錢，我不會上電視說出來。我會像其他人一樣唉聲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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