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無能的力量！

盧安克坐在小孩當中，不作聲，微笑地看著我無可奈何的樣子。
後來我問他：「我會忍不住想制止他們，甚至想要去說他們，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可是你不這麼做？」
「我知道他們身上以前發生的事情，還有他們不同的特點，都可以理解。」
「但是理解夠嗎？」
「如果已經理解，然後再去跟他們說一句話，跟反感而去說一句話是不一樣的。」我啞口無言。

盧安克是德國人。過去十年，他生活在中國廣西山村，陪伴著當地的留守兒童。他一直拒絕電視台的採訪，博客首頁，寫著一個不太常用的郵箱，附著一個說明：「因為我上網的時間不是很多，請你不要超過五句話。」

看完了他博客裡的幾十萬字—都是關於教育的，我無法清楚地感觸到他。他的經歷並不複雜，一九九○年到中國旅遊就留了下來；九七年在南寧的一所殘疾人學校義務教德文；九九年到河池地區的一所縣中學當英語老師，因為不能提高學生的考試分數，家長們有意見，他離開了；二○○一年開始，他在河池市下屬的東蘭縣板烈村小學支教。

但我看盧安克的文章，他不提這些，不寫什麼故事，也沒有細節，都是抽象的詞句，像潛入到無盡波濤之下，浮沉擺盪，不斷地看見什麼，又不斷地經過。聯繫採訪的時候，老范也非常為難，不知道該對盧安克說什麼，猶豫半天寫下：「你讓我想起中國著名的搖滾歌手崔健的一首歌—無能的力量，這種『無能』，有的時候，比『能』要強大一百倍。」老范常常能用直覺捕捉我需要長時間分析才可以達到的點。

我從盧安克的經歷問起，覺得這樣有把握一些。
「當年在南寧發生什麼了？」
「我記不起來了。」
「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他沉靜地看著我，很多次重複這兩句話。

我腦子裡有個「嗡嗡」尖叫的聲音：「這個採訪失敗了，馬上就要失敗了。」
我又問了幾個問題，問到他為什麼到農村來，他說：「城市人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那個快會有問題嗎？」

盧安克說：「我就是跟不上。他們提很多問題，我沒辦法思考，慢慢地來，他們早就已經到下一個話題了。」
他並不是影射我，但我心裡明明白白地知道，這就是我，這就是我。我還勉強地接了一句：「嗯，還沒弄清問題就往下問？」
盧安克：「嗯，或者早就已經告訴我答案了。」

後來，我幾乎沒有勇氣看自己在這個鏡頭裡的表情，人內心被觸到痛處會臉色發白。我想起之前曾經有電視台同行，幾乎是以命相脅地採訪了他，說：「你要不接受採訪我就從樓上跳下去。」他同意了，但後來沒有播。我明白了那個採訪是怎麼回事，肯定是後來完全沒有辦法編成片子。媒體的常規經驗，在盧安克面前是行不通的。

他不是要為難誰，他只是不回答你預設的問題……你已經在他書裡看過的，想好編輯方案的，預知他會怎麼回答，預知領導會在哪個地方點頭，觀眾會在哪個地方掉眼淚的問題。

我放棄了。

腳底下的炭劈啪作響，每響一下都是小小的通紅的崩潰。我不帶指望地坐在那兒，手裡寫的提綱已經揉成了一團。這些年採訪各種人物，熟極而流的職業經驗，土崩瓦解。

盧安克忽然說：「昨天……」我抬起頭看著他。

「……我們去那孩子家，那時候正燒火。你說你冷了，他很認真的，他一定要把那個木柴劈開來給你取暖。後來他發現，你是有目的的，你想採訪有一個好的氣氛，有做事情的鏡頭，有火的光，有等等這樣的目的。他發現的時候，就覺得你沒有百分之百地把自己交給他，他就不願意接受你，而你要他帶你去菜地看，他不願意。」

我連害臊的感覺都顧不上有，只覺得頭腦裡有一個硬東西「轟」一下碎了：「是。昨天晚上還想了很久，我想一定是我出問題了，但出在什麼地方呢，我就問她。」我指指站在邊上的老范，「她安慰我，說不會的，她覺得他很接受我們了。我說不是，我說接受我們的孩子不會是那樣的一個表現，一定是有一個什麼問題。」

盧安克說：「他怪我帶你們上來，說要把我殺了。我也覺得對不起他，就跟著他跑下去了。」天哪。
我說：「我很自責，我覺得我做錯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該說什麼。」
「目的是好的，但是是空的。」
「空的？」
「空的，做不了的。如果是有了目的，故意去做什麼了，沒有用的，沒有效果，那是假的。」他的聲音很慢，我從沒聽過一個人在鏡頭面前的語速這麼慢。
「你是說這樣影響不到別人？」我喃喃自語。
「這個很奇怪，想影響別人，反而影響不到。因為他們會感覺到這是為了影響他們，他們才不接受。」
「很多時候我們的困難是在於說，我們是……」—不，不要說「我們」了，不要再偽裝成「我們」來說話了，「……我是成年人，這些經驗成為一種障礙，我能夠意識到它，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把學生的事情當成認真的，自己的事情不要有目的，我覺得就可以。」

他看著我，因為太高，坐在板凳上身體彎著，兩手交握在膝蓋前方，看著我，眼窩深得幾乎看不清眼裡的神色。
記者是一個觀察人的職業，這個職業保護我幾乎永遠處在一個主動的位置，一個讓自己不動聲色的殼裡。盧安克從來沒叫過我的名字，也沒有寒暄過，他是我採訪的人中對我最為疏淡的一個，但在他的眼光下，我頭一次感覺自己的殼被掀開，蝸牛一樣脆弱細嫩地露出頭來。

我問他，村裡有人說你不喝酒，不抽煙，不掙錢，不談戀愛，問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樂趣。
他笑了：「有比這更大的樂趣。」
「什麼樂趣？」
「比能表達的更大的樂趣。」
「能舉個例子嗎？」
他又笑了：「昨天弟弟接受你採訪的時候也是樂趣，我觀察他對你的反應，我理解他。看到有的情況你無能，因為你還不知道他的情況，這也是樂趣。」
我也笑起來了。

按理說，被人洞察弱點，是一種難堪的境地，但我並不覺得羞臊或者沮喪。那是什麼感覺呢？怎麼也回憶不起來。採訪已經無所謂了，鏡頭好像也不存在，我鬼使神差地講起我小學近視後因為恐懼把視力表背熟的故事，說了挺長一段。我以前約束過自己，絕不在電視採訪時帶入個人感受—這是我的禁忌。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畫著黑色驚歎號的禁忌也一起在崩潰的紅光中粉碎了。看節目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講這段時目光向下，很羞澀，跟我八歲的時候一樣。

我已經顧不上周圍都是我的同事：「因為我最大的恐懼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我會被挑出來站在什麼地方。大家說，看，她跟我們不一樣。怎麼才能克服這種恐懼？」

他說：「以前我不想見記者，不想給別人看到我做的事情。後來我看到曼德拉說的一句話，他說，如果因為怕別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覺得該做的事情，把它隱藏起來，那就等於說誰都不能做這個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來並讓別人看到，那就等於說誰都可以這樣做，然後很多人都會這樣去做。因為這句話我才考慮接受你們的採訪。」

盧安克剛來板烈村的時候，村裡有人認為他是特務，有的拉他去政府跑專案，有的偷走了他的錢和手電筒，他什麼反應都沒有。「這樣我就變成了一個沒用的人。」他說，「這樣我就自由了。」

他在這裡生活了十年，走在村裡，老太太們把背上娃娃的臉側過來給他看看，咪咪笑。成年男人不多與盧安克說話，沒人斜眼覷之，也不上來搭話，兩相無事。

採訪間歇，村長出面請我們在自己家裡吃飯，讓媳婦涮了個大火鍋子，肥羊肉片，炒各種羊腰子、羊雜。村長是個大嗓門的漢子，喝幾杯粗脖子通紅，挨著勸我們幾個喝酒，勸法強悍，但不勸盧安克。

這裡土地瘠薄無法保水。大石山區還有人用一根鐵絲，從高處山岩石縫中將一滴滴水珠引進山腳下的水缸裡。老百姓在石頭縫裡種出來的玉米才一米高，結出的玉米棒還沒有拳頭大，常常只用來釀包穀酒。我們在路上多見到醉漢，盧安克說他曾經反感這裡的人總是喝酒，後來他理解這些成年人，跟打打殺殺的孩子一樣，「情感得不到發揮，生活不允許，如果太清醒，太難受了。」

現在他與這些人「互相理解」：「他們也不再勸我酒。」
盧安克從湯裡拽了幾根青菜吃。村長跟他老婆說：「去，給盧老師炒個雞蛋。」
他不吃葷，平常吃的跟他的學生一樣—學校太窮，各家也是，一個學生一星期的伙食費是兩塊錢，孩子每天的午餐盒裡，米飯上只蓋著一個菜—紅薯葉。十歲的孩子，看上去只是六七歲的身高。
我和老范曾經想買哪怕最便宜的粗棉線襪子寄給盧安克，因為村裡買不到合適他大腳的襪子，但他不同意，認為給這裡任何東西，都會讓學生之間不平等。他靠翻譯書和父母的資助活著，每個月一百塊的生活費。

飯桌上我提到，縣裡的官員託我們說，要給你開工資。盧安克拒絕了，不加解釋。他在博客裡寫過一句話：「我不敢向學校要工資，因為我怕學校向我要考試成績。」
我問他：「你不喜歡物質嗎？」
「不是不喜歡物質，我喜歡自由。」

他四十多歲了，在廣西山村從青年變成了中年人，沒有家，沒有房子，沒有孩子，一個人走在山裡，有時睏了就睡在山頭。

我在傍晚走過這裡的山，南嶺山系從西南傾斜下來，山高谷深，紅水河在陡峭處不是流下來的，而是整條河咆哮著掙脫牢籠從高處躍下。天快黑的時候，龐大的山脈烏沉沉無聲無息，紅壤上草木森森，濃烈刺鼻的青腥之氣，偶爾可見的一兩星燈火讓人更感到孤獨。
我問他：「你想要愛情嗎？」
「我不知道愛情是什麼，沒經歷過。」
我心裡一緊。
他接下去說：「我在電視上看過，覺得很奇怪。」
「奇怪？」
「電視上那種愛情故事根據什麼產生的，我不知道。怎麼說，『一個人屬於我』？我想像不出來這種感受。」
他說過，他能夠留在中國，很大程度因為他的父母「從來不認為孩子屬於自己」。他的父親以教師的身份退休，母親是一個家庭主婦，他的雙胞胎哥哥是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的成員，妹妹七年中一直在非洲納米比亞做志願者。
我問：「可是就連在你身邊這些小男孩的身上，我都能看到他們對人本能的一種喜愛或者接近，這好像是天性吧？」
「他們屬於我，跟愛情的那種屬於我是不一樣的。一種能放開，一種是放不開的。」
「能放開什麼？」我還是沒聽明白。
「學生走了，他們很容易就放開了，沒有什麼依賴的。但我看電視劇上那種愛情是放不開的，對方想走很痛苦的。」
「你不嚮往這種依賴和占有？」
「不。」
我可以從智力上理解這句話，但人性上我抵達不了。我問：「這樣的自由你能承受嗎？」
他微微一笑：「我願意。」

我不能理解一個人能夠不受人類天性的驅策，找他的經歷來看。
一九六八年九月，他出生在德國漢堡。小時候，他跟雙胞胎哥哥都很內向，不管別的小孩怎麼欺負，都不反抗。他寫過：「這些痛苦也不是沒有用，從痛苦的經歷中我得到將來面對問題時需要的力量。」

父親四十五歲時，為了教育他們兄弟倆，由工程師改做老師。常有人對他媽媽說，這兩個小孩太不現實、太虛弱、總做白日夢，要求媽媽把他們的弱點改掉，但父母不急於讓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只讓他們發展下去—兄弟倆過生日，得到的禮物只是一些木材，他們用這些木材去做了一些自己創造的模型。

在德國，基礎教育學校不止一種，父母給他們選擇了一所不用考試的學校，課本都是孩子自己寫的，「我的父母和老師沒有把我當成傻瓜，沒有讓我做那種考傻瓜的練習題，比如說『用直線把詞語連接起來』。這種練習只是在把一個人有創造能力的思維變得標準化。第二個原因是，我的父母和老師沒有把我當成聰明人，沒有過早地開發我的智力。」

他也要參加中考。外語沒有及格，他乾脆去了一家小帆船工廠做學徒，自己設計帆船，參加國際帆船比賽，「我這麼喜歡玩帆船，是因為在玩帆船時不需要思考，所有的反應都從感覺中來，這就是帆船在行進時對於風、重量和波浪的平衡感。這種平衡感在閉上眼睛時特別能發揮出來。」

之後，他向漢堡美術學院申請入學，沒有基礎知識，他給教授們看自己的工業設計品，教授們的看法是：「已經有知識的人不需要更多的知識，缺少的是創造性。但給盧安克這個只有創造性的人增加知識，他就可以實現他頭腦裡的東西。」他不通過高考就進入了大學。

設計飛機模型時，他沒有畫圖或計算，也沒用過電腦，只是去體驗和感受風流通的情況：「整個形態是我們做模型時用手摸出來的。我們做出來的飛機是一架世界上飛行距離最長的滑翔機。可見，如果得到了對於力學等本質的感覺，就能直接感覺到弱點在哪。」

畢業後他不想掙錢，父母擔心他沒有生存的能力，他做了一份裝卸貨物的工作，每天扛三千個大包，做了兩個月，父母說這樣太可惜了。他說：「為了錢做是可惜的，不是工作低級可惜。」

父親說：「那你可以為別人服務了。」

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只隨著自己的興趣漂流，有一個晚上隨帆船漂到一個無人的小島上，「我在水邊上了一個小山，慢慢地看天上的星。我感覺到那些星星離我其實很遠，在宇宙中什麼都沒有。如果我在離世界無限遠的地方，我怎麼能再找到我們的世界？如果我在我們所謂的宇宙之外，我怎麼還能找到這個宇宙？」

他回身潛入人類內心，相繼在德國和巴西從事教育志願者工作，作精神科學的研究。一九九○年，他來到中國，想要留下來，他沒有對這個國家的狂熱辭句，只說：「德國一切都完成了，中國才剛剛開始。」但之後十年，他遭遇了一連串「失敗」。

最初，對志願者管理不嚴，不需要教師證的時候，他在南寧的中學教學，想教「好的而不是對的」英文，「如果學生能夠造這樣的句子：Run like the kite; I can fly a bike. 這是多麼有想像力的句子，但是根據中國的考試是錯的，因為沒有這樣的標準答案。」段考的時候，他教的班級英文成績全年級最差，只有六個學生及格，家長們不快，他離開，在博客裡以巨大的篇幅批評和反對標準化教育，反對整齊劃一的校園，反對「讓人的心死去」的教育理念。

他去了廣西隘洞鎮的一個村子，租間每月十元的房子，招一群從來沒受過教育的十四到十八歲的青少年。他們只會說壯語，盧安克教他們普通話，想讓他們從嘗試改變自身環境的事情做起，比如怎麼畫地圖、修路，但後來發現因為年齡太大，這些學生們只能完成任務，不能自發地創造。

事後他寫：「這些事情全都失敗了，失敗得非常嚴重。但假如我當時就成功，不成熟的事情就會變得很大，而我自己就會變成我不喜歡的那種人，命運通過失敗指出應該走的路。」

他到了當時只有拖拉機能夠通行、沒有電和自來水的板烈，與剛剛入學的孩子在一起生活，漸漸理解了現實：「中國人感情很強，以前都是憑感情決定事情，缺點真的很嚴重了，需要標準化把它平衡。壞事情也需要發生，如果沒有壞事情，我們會意識到什麼造成壞事情嗎？但它肯定有一天要過去的。」

他曾經把德國教育模式的書翻譯到中國來，現在他也放棄了，「我覺得西方的教育不適合這裡。每個地方給學生帶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影響，所以他們需要的教育也不一樣。我的教育都是觀察學生自己想出來的。」
「但那樣就意味著你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去借鑒？」
他說：「知道一個模式也不等於有經驗。」
這時我才理解，他說過去的事不記得了，是真的不記得了。
我說：「你一步步這樣退到農村……」
他說：「我覺得不是退，是一步步接近我喜歡的地方。」

許多人聽說盧安克後的第一個反應都是問老范，「這個德國人在中國鄉村到底做了什麼？有成果嗎？教出了什麼牛人嗎？」
她說：「我每次都難以面對這樣的問題，盧安克的教育方式實在無法用常規意義上的『標準』和『成功』來形容。非要這麼衡量的話，那麼他更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失敗者』 。」

以八年前板烈小學五年級一個班裡的四十六個學生為例，他們中，只有八人堅持到了初中畢業，大多沒畢業就到城裡打工去了，有的還沒讀完初一就結婚了，甚至有個父親來找他說：「我的兒子就因為學你，變得很老實，吃了很多虧。」
老范寫：「從世俗的意義上說，沒用，沒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廣；他做的事情，很可能無蹤無影，悄沒聲息地就被吞沒在中國茫茫的現實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種令人內心惶然震顫的力量。」

盧安克說：「我的學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麼是他們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給他們的是走這條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教育，是人與人之間，也是自己與自己之間發生的事，它永不停止， 「就像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觸碰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只要這樣的傳遞和喚醒不停止，我們就不會告別盧安克」。（本文選自第十七章，陳若雲整理）

山西人。十九歲在電台主持《夜色溫柔》節目，二十二歲於湖南衛視主持《新青年》節目，二○○一年擔任央視《東方時空》主持人。
二○○三年發生SARS，柴靜是最早前進疫區的記者之一；同年，她獲選「風雲記者」。
柴靜先後擔任央視《新聞調查》出鏡記者、《面對面》主持人，二○一○年起擔任《看見》節目主持人。 

出版：時報出版（2014年1月）

目錄： 台灣版序言
 
序言
 
第一章  別當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
「如果你來做新聞，你關心什麼？」他開了口，「我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九年之後，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
 
第三章  雙城的創傷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雙城連續服毒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
 
第四章  是對峙，不是對抗
能不能採訪準確，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樂趣這麼簡單，這事關人的性命，我要是問得不準確，不配坐在這椅子上。
 
第五章  我們終將渾然難分，像水溶於水中
聚會上，朋友說，你現在做的這些題目太邊緣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會碰到這些問題。作家野夫說：「那是因為我們已經不是大多數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免於受辱了。」
 
第六章  沉默在尖叫
家庭是最小的社會單元，門吱呀一聲關上後，在這裡人們如何相待，多少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面目。
 
第七章  山西，山西
我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的山西。山西姑娘沒見過小溪青山之類，基本上處處灰頭土臉，但凡有一點詩意，全從天上來。
 
第八章  我只是討厭屈服
今天你的權利受到損害，你不說話，明天你就會失去更多的權利。
 
第九章  許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會存在
二○○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別的部門開會。被驚著了，因為在「新聞聯播」裡要開一個有我名字的專欄，叫「柴靜兩會觀察」。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
準確是記者這一工種最重要的手藝，而自我感動、感動先行是準確最大的敵人，真相常流失於涕淚交加中，我們需要提醒自己：絕不能走到探尋真相的半山腰就號啕大哭。
 
第十一章  只求瞭解與認識而已
虐貓這期節目播出後，我收到王的短信，她要的並不是同情，節目也沒給她同情。她只要求得到公正，這個公正就是以她的本來面目去呈現她。
 
第十二章  新舊之間沒有怨訟，唯有真與偽是大敵
我腦袋裡舊思維習慣改不了，新的又不知道怎麼形成。錢鋼老師說，你可以看一看歷史，「你只管用力把一個人、一件事吃透了，後面的就知道了。」
 
第十三章  事實就是如此
華南虎照片的真假之爭，不僅事關技術，更是對事件各方科學精神的檢驗，真相往往在於毫末之間。
 
第十四章  真實自有萬鈞之力
去年地震中坍塌滑坡的山體，現在已經慢慢重新覆蓋上了草木，就在這片山巒之間，正在建成新的房屋、村莊和家庭。
 
第十五章  只聽到青綠的細流聲
全世界媒體都在這兒，金牌運動員有無數人採訪，我說：「那咱們就採訪不顯眼的吧，失敗者也成，只要打動咱倆的就算。」
 
第十六章  邏輯自泥土中剝離
新聞調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題材，各種口音，各個地方，各種衝突。節目組每天一麻袋信裡，一半是關於征地的。
 
第十七章  無能的力量
從世俗的意義上說，盧安克做的事情沒用，沒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廣，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種令人內心惶然震顫的力量。
 
第十八章  採訪是病友間的相互探問
把一個人送回到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點，才能瞭解和理解，只有不把這個人孤立和開除出去，才能看清這個事件對時代生活的意義。張妙死了，葯家鑫死了，但如果只是死，結束了就過去了，那就是白白死了。
 
第十九章  不要問我為何如此眷戀
理解的基礎是感受。人能感受別人的時候，心就變軟了，軟不是脆弱，是韌性。
 
第二十章  陳虻不死
談起陳虻時，有人說智慧，有人說尖銳，白岩松說「那是個非常寂寞的人。」他的寂寞不是孤單，是沒完成。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