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是喜歡往深處潛，往複雜處探尋的人，
文字風格也從宏觀的知識性，轉為觀察身體與心的「私小說」。
他用「酸的饅頭」（Sentimental），模糊虛構與現實的界線，
同時也是他尋找「文學」的過程。
香港小說家董啟章來到了台北書展。董生戴了頂很有文人氣的紳士帽，束起的頭髮垂在腦勺，紮成了小馬尾。瘦削的他在嘴上和下巴蓄了鬍，講話談笑卻疏疏薄薄地，動靜甚微，並不因為長了鬍子就看起來比較陽剛，整個人的氣質反而顯得相當散淡斯文，他左手細窄的無名指上，則套了枚金色的結婚戒環。
董生才走進書展採訪室便哭了。他脫下眼鏡，拿了張手紙擦了眼角，眼窩邊的淚珠子戲劇化地泛出了光。
榮獲台北國際書展首獎
剖析自我 夫妻二人成為主角
他跟書展並不陌生，是常客，這次又因為一本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愛妻》，拿下了二○一九年台北書展首獎，不過妻子黃念欣這次沒跟著來，董啟章只是孤身一人。董生苦笑：「我感冒了，氣管有點事，聲音不好，早上已經去看了醫生了。」接著他又笑說：「感冒應該是我妻子傳染給我的，我這幾天帶著她的病，所以仍『與她同在』。」
《愛妻》的書名就意味深長，這是一部「私小說」（取材於作者自身經驗，採取自我暴露的敘述，創作故事情節）。第一人稱男主角佘梓言是中文系教授，女主角龍鈺文則是個成功的小說家，兩人分隔兩地，大學教授從研究妻子的作品開始，一步步被思念、疾患和愛情（包含背叛）給幻惑，逐漸失去對現實的把握。而董啟章在書中描述的主角關係，恰巧與他和妻子在現實生活中的關係相互應和，既倒轉又重合。
黃念欣是香港中文大學的老師，董啟章則是小說家，故事細節與作者生命經驗多有重疊，例如：黃念欣也曾像龍鈺文一樣，到劍橋進行學術交流，她也曾如書中角色一般，送了狐狸、刺蝟玩偶給董啟章。（這兩種動物的寓意，來自古希臘格言：「狐狸知道很多事情， 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
《愛妻》作為「私小說」，確實很容易引誘讀者聯想到作者自身，把虛構和現實之間的界線糊散、融合了。所以一見到董生哭，很容易就會聯想到黃念欣。
引用民初經典英譯詞
解讀傷感 新系列大功告成
在書中，董啟章時常引用一個民國初期文人翻譯外國文學的英譯詞：「Sentimental」翻成的「酸的饅頭」，大抵是指人們胡亂「傷感」的情緒，沒事由地悲秋傷春，情到深處綺靡濃豔，用情至「濫」。
如此，董生之哭，看起來還真有點「酸的饅頭」了。然而這著實是誤會，董生之所以掉眼淚，跟他妻子沒來或是得獎完全無關，純粹只是種生理反應罷了。
董生說：「我有時去看電影或舞台劇，有人看到我擦眼淚，就會說：『董啟章很感動！』」他上網查過了，眼淚會這麼掉下來，大抵是因為他眼窩裡通向鼻子的「淚小管」塞住了，水只得從眼睛排出。
「認識我，會覺得我人不錯，但我也不容易很快親密，有時，也會刻意跟人保持距離。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時，我也害怕太熱情的人。」他手擰著衛生紙，友善節制地笑：「我如果太肉麻，我太太是會罵我的！」
比起「饅頭」（mental），他的眼淚就如同他的感冒，跟肉身的關係比較密切。董啟章近三部小說，被他稱為「精神史三部曲」，繼前兩部《心》、《神》，《愛妻》是最後一本。
「精神史三部曲」叩問了人類生存最深沉的疑惑，身體／心靈；酸的饅頭／拒絕酸的饅頭；神經元／靈魂；科技／宗教；虛構／真實，而這三部小說的創作契機，跟他的身體狀況也脫不了關係。
董啟章成名甚早，一九九二年他念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碩士後，就投入了小說創作。到了一九九四年，董啟章就靠著《安卓珍尼》、《少年神農》，同時拿下了聯合文學中篇小說首獎、新人獎短篇推薦獎。隔年，又靠著《雙身》拿下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特別獎。
一路創作，頻頻得獎，董生自然聲名鵲起，然而在香港當年貧瘠的文學市場裡，就像他的文化人好友梁文道說的那樣，他賺不了什麼錢。黃念欣在學校賺的，可比他寫字多得多，夫妻倆一九九七年結婚，後來生了個孩子董新果，褲帶勒得更緊。某月中旬，董生身上就僅剩下一百元港幣，想去提款機再領，卻無法提款，戶頭裡只剩五十多元。
他們當年曾買下香港粉嶺一棟小房子，後來卻承擔不了貸款壓力，只能售出。「我某方面就是底層，外強中乾。」董生又笑：「我們賣房子時房價下跌，我們在最低點賣掉，後來房價上升得太瘋狂，就買不起了！」不過就像董啟章其人氣質，沒錢對他來說，倒是無妨，能好好創作沒什麼大礙，日子過得下去就好。
「自然史三部曲」讓他身膺殊榮
創作卡關 沉潛數年找靈感
董生創作不輟，「自然史三部曲」規模宏大，逾百萬字，百科全書式的視角以及知識性極強的文字風格，在香港文學以至於華語文壇上，搶下了一席之地。《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更先後獲得香港浸會大學設立的「紅樓夢獎」。
然而，自二○一○年的《學習年代》之後，瓶頸卻就這麼來了。《愛妻》除了「酸的饅頭」，還用了另一個古董英譯名「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即指靈感），少了它，「自然史三部曲」就無以為繼了。
「我連續幾年沒出新書，並不代表我不寫作了。」董生又是微微笑說：「我連續兩三次，都寫到了幾十萬字，但覺得不好，又放了下去。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能寫下去。」加上兒子當時年紀還小，帶起來有點麻煩，要寫作又要負擔家務。「長期讓我自己有點壓抑⋯⋯。」
董生的身體終於出了毛病，他平平淡淡地說：「我呼吸困難、全身無力，腿也軟了，甚至很難走路。」董啟章性格謹小慎微，各種大小檢查全都做了，但過多病理資訊卻又讓他無法承受。董啟章的毛病聽起來有些「酸的饅頭」，醫學上稱作「焦慮症 」。
《愛妻》裡頭，引用了蕭斯塔科維奇的音樂《華爾滋第二號》，這位俄國音樂家的創作內涵，一部分是古典和諧的，另一部分卻充滿矛盾和不協調。這就像是董啟章的焦慮，他說：「憂鬱症患者覺得世界是醜惡的，想自殺；焦慮症患者卻怕死，覺得自己會死掉，身心無法協調。」
董生知道「創作」並無法「治療」或彌補心理斷裂的部分，但他終於嘗試從過去「學術」的視角，移動到自己更私密的人生，去書寫自己身體的病。董啟章提到卡爾維諾的《樹上的男爵》，裡頭有個孩子，爬在樹上，從一棵又爬到另外一棵，然而最後沒樹了，他只好回到地上。「我希望我下來，撞到地上去。」董啟章從巨觀的「自然史三部曲」轉向微觀，回望自己身體與心的關係。
然而即使是處理這麼私密的題材，他還是無法過度「酸的饅頭」。「文學是什麼？我覺得就是一個『尋找』的過程。」他只是在探索：「不是在回答問題，而是在製造有意思的問題。」焦慮症好點了，但還在那兒，董生依舊怕死，但他不想要答案，只希望在文學的路上繼續「尋找」。
感言「必要的沉默」引爭議
拒絕煽情 公共議題不該只是口號
「我好像當不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董生又苦笑，二○一四年香港雨傘運動正轟烈時，他正巧得到了香港書展年度作家的榮譽，他的感言名為「必要的沉默」，引起運動者的不滿，面對壓境的強權，又如何能保持沉默呢？
董生嘆口氣說：「其他人可能會順勢站在抗爭者那邊，慷慨激昂。但我只是想為文學說幾句話，文學可以處理政治，但並非是等號，不能變成工具。文學要保有它的自由，包括沉默。」董啟章絕對不想站在專制陣營那頭，但他就是不願意「酸的饅頭」地、過於簡化地只喊著「口號」。
二○一八年七月，村上春樹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被香港淫審會列為「第二類不雅物品」，書展下架，引發文藝界抗議，董啟章也寫了篇諷刺文章，稱自己也曾書寫淫邪，「年度作家」榮譽應被收回。最後媒體頻繁報導，事情滾雪球似地越鬧越大：「我原意是諷刺淫審會，並非針對書展⋯⋯。」董生性不好鬥，這事也搞得他一個頭兩個大。
「我唯一一次喊過口號，就是六四事件時的遊行。我當時非常激動，聲音都沙啞了，之後在想為什麼要喊。再來也有參加遊行，但不再喊口號了。我可以支持運動本身整體意義，但不應該被化為簡單的、煽動性的語言。」董啟章皺起眉頭說，他就是那種喜歡往深處潛，往複雜處探尋的人，無奈的是，人類不喜歡憋氣，也不擅長憋氣，如果世界是一個池塘，池面總是人滿為患的。
「寫小說是一種找答案的『中間』過程，如果開悟了，就沒法寫小說了！」董生說，我們接著就聊到了葡萄牙詩人佩索拉寫的詩句：「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點點。」「這就是把心跟宇宙放在一起，佛教說，萬法唯心，外在世界，因為有心，才存在體驗。」
「心」是什麼？「身體」又是什麼？「病」是什麼？董生依舊給不了答案，脫下了眼鏡， 他又擦了擦眼角的淚水。
不過，當他談到兒子時，董啟章說了許多故事。他說，他兒子小時候愛火車，但現在愛上了香港雙層巴士。「每一輛，不是型號喔，是每一輛的車牌，他都記得！他未來想當老師，想當中學老師！」下一本書，董生就要寫他兒子，叫做《命子》。「關於他的部分有先給他看過。」董啟章大笑，又話起了日常，笑容看起來，竟然開始「酸的饅頭」了起來，就像他說的，感冒是老婆傳染給他時那樣。
所以董生孤身來台北書展，也孤身在世界上寫作，有些很酸很酸的饅頭：像是愛妻或是命子，卻始終「與他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