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有「歷史癖」的人士而言，七月上旬，政經界名人辜振甫家族的故事，再度成為媒體報導的熱門題材，先是「投資」慰安所的考據資料發表，引起軒然大波，繼之，辜振甫主導的嚴復合集發表會，卻讓人家覺得辜家一族家學淵源，場面壯闊。
後者又令人家覺得：此時此地重溫嚴復的角色，意義何在呢？辜家演出的戲碼，是要有歷史背景，才能加以解讀的。
「福大公司」是「東印度公司」的翻版
就福大公司設立背景而言，本來重點是著眼於台灣與福建的貿易往來。日本統治當局的著眼點是：一九三三年曾有「反蔣抗日」勢力一度組成人民政府，即所謂「閩變」，事件平息後，蔣介石派了留日出身的陳儀擔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如此，以「一衣帶水」的地利，彼此互謀互利。一九三五年，陳儀帶了大隊人馬前來台灣，視察「台灣博覽會」(這時候日本據台已有四十年之久，分別在今新公園各地舉辦活動)，也希望借重「台灣經驗」，來為福建建設一番。
後來雙方進行到成熟階段，分別由華南銀行的竹藤峰治與台灣拓殖的加藤恭平，提出設立企業的具體案。日據時代初期治台頗有建樹的後藤新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勢力強化，以「滿鐵」為核心，他出任總裁事前即曾研究荷蘭、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分別統治印尼、印度的模式，因此，日本發展殖民地勢力，也很喜歡以「公司」形態出面，表面是事業機構，其實骨子裡都是當權派的統治手段。無論出資或經營，完全掌控在統治當局手裡。
福大的成立，自然也不例外。至於竹藤案與加藤案，兩者最大不同是資本金，前者主張二五○萬元；後者三○○萬元；其次是針對大股東意見倒頗趨一致，主要由台灣拓殖(舊址在今博愛路與寶慶路口，台銀正對面，也意味著這家從一九三六年設立以來的國策公司，無論資本或經營者與台銀都密不可分)與另一家屬於「滿鐵」系的興中公司，再結合台灣製糖業、銀行、電力公司等。
台人股東只是「象徵性」
至於「象徵性」的台人股東方面，兩者意見相差很大，也可看出台籍名流在統治當局的「評價」。
竹藤案將四大家族：基隆顏家顏國年、板橋林家林熊徵、林熊祥、林鶴壽、鹿港辜家辜顯榮、高雄陳家陳啟峰(為高雄市議長陳田錨的伯父)，全都考慮進去(五大家族之一的台中霧峰林家在日據時代領導民族運動，在統治當局的心目中，當然不會受到考慮)。此外，還有台北豪商陳天來。
加藤案的台籍股東，大致名單如竹藤案，只有將林鶴壽、林柏壽、陳天來三位「見外」地排擠掉了。其中，針對林柏壽的理由說明很具體：他是台灣新民報的董事。
眾所周知，日據時代林獻堂領導的民族運動，前半段以廢除「六三法案」(台灣總督集行政、立法權於一身)為重心，尾聲則改以台灣新民報為中心，宣揚理，林柏壽在同宗又同輩的兄長林獻堂好意相邀下，出經費出力，並參與董事行列。彼此之間，也保持不斷接觸。
林柏壽進退拿捏分寸不差
以回溯的眼光來看，林柏壽在當時處境下，對自己進退出處，投資動向，拿捏得分寸不差，這種器識，相較於其他世家的「身段」，也就更顯得特立獨行了。
至於林鶴壽、陳天來被排斥，倒不見具體背景，只含混以「未能與國策共鳴者」說明。
後來以加藤案居上風，上述三位台籍人士也就「見外」了。福大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召開創立大會。當時大股東都是日方人士，股數都以千股以上計，辜顯榮則有二百股，陳啟峰一百股。以比重而言，真是微不足道，更不用說參與經營的分量了。
福大成立背景如上所述，本來著眼台灣與對岸的貿易往來，可是設立時，日本外務省已鑑於「南進」政策配合的必要，在有關公司營運主旨上，使用了曖昧的文字，諸如公司當局經常得與外務官憲密切聯絡，有關重要事業的計畫運用事宜事前亦得獲其了解。換句話說，營運項目「諸法皆空，自由自在」，只要統治當局授意即可。
一九三九年日軍登陸海南島後，占領軍透過台灣總督府，命令台拓派人到該島去拓殖一番，其中有關藝妓、娼妓，台拓對於出資營運，感覺不安，乃由福大出面(福大的股份有一六．七％握在台拓手裡)，也由此牽扯出四大家族「投資」慰安所的「說法」。
辜振甫繼承辜顯榮的股權
不過，就辜家而言，從日據時代肇始辜顯榮的富貴榮尊一生，而在對日抗戰當，即一九三七年底過世，福大與他「生」「死」交臂，因此股份由辜振甫、辜京生、辜偉甫、辜顏氏碧霞、岩瀨●●等五位，每位四十股，總計二百股，繼承下來。
負責研究調查慰安婦史料的中央研究院中山社科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德蘭於八日公開上述相關資訊後，翌日又傳真給媒體一則「更正啟事」，聲稱無直接史料證據可以證明該大家族是否介入投資經營慰安所。
如同大家所熟知，上述大家族日據時代處境特殊又微妙，介入福大投資，只是一個小縮影而已。在異族統治下，生存發展本來就不易，而大家族如何應對有方，家道興旺，就是引人注目的題材了。要做全盤的了解，當然有賴史料的充實，回歸歷史，理解當時的背景，對後代才會有正確的交代。
過了「慰安所」風波後，緊接著，辜振甫夫人嚴倬雲的祖父：嚴復的合集發表，台泥也舉辦學術研討會，這麼盛大的學術性活動，台灣企業界，只有辜家才排演得出來，也可見大家族的故事，牽繫著時代的動脈，至於怎麼樣的排場才是真正「經世濟民」，而少掉家族色彩呢？
這不由得令人想起推動西方文藝復興的發祥地：麥迪奇( Medici )家族，不惜散私財成為藝術家的贊助者、恢復柏拉圖學園，而深具開創意義，才會在歷史上留下不朽的事蹟。
台灣的大家族有些是在台灣同胞受苦受難的處境下，卻一枝獨秀，難免會挑起史上的舊帳與情緒。與其如此，不如讓歷史回歸本位，大家平心靜氣之餘，為塑造「新台灣」文化而攜手邁進。換句話說，過去的事，不必求掩飾，面對未來，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多為台灣的生存空間有所開創，而具建設性意義，就會爭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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