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發現時代的「印度歸來」波爾多葡萄酒雖已成追憶，但這個時代，藉由改變心態，也可以重塑我們對於葡萄酒之美的定義。
難得有機會參加一場關於波爾多超級二級酒莊（Super Second）的水平品酒會，欣賞六款一九八五年的傑出葡萄酒。
其實高齡二十五歲的葡萄酒，雖然妥善保存，但以一般的品評標準來說已過顛峰，開始走下坡了。其中五瓶酒的顏色、香氣、味道與口感餘韻都符合預期，大家都一致同意它們的「健康狀況」良好，老當益壯；惟獨一瓶Chateau Cos d'Estournel顯得單薄憔悴，不太健康，感覺上不太像是波爾多酒，似乎更接近勃根地酒。但是偏偏與會朋友中有人力排眾議，給予最高的評價，說它有「病態之美」。
病態之美？這個奇特的說法，讓我想起日本「民藝運動」之父柳宗悅（一八八九至一九六一）對於「貴族工藝」的批評。柳宗悅認為富貴生活不可避免地是軟弱的，因此貴族工藝既具有某種陰柔感，同時又有某種洗鍊感。
當然在貴族工藝裡，匠師們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他們的技巧，然而在每一個細節裡過度洗練地講究精準，卻也抹殺了作品的生氣。這種藝術形式並不是可以自由發揮的創作，而是專注、一絲不苟的苦勞。因此貴族工藝並非展現活力的藝術，而是用心頗深的、敏感的技術。
以這樣的技術製造出來的作品絕不可能蓬勃強壯，纖細意味著嬴弱，其造形、加工、紋樣都是病態、精緻、複雜的，「被各種病菌盤根錯結纏繞著的」。柳宗悅曾這麼下結論：貴族工藝雖然極其美麗，但其宿命就是「不健康」，因為不健康，一件具有貴族性的工藝品成為「美之器物」的情況極為罕見。
柳宗悅以「極為罕見」作結，卻為貴族工藝的發展留下一線生機。而當纖細洗練漸漸轉化成軟弱病態的貴族文明，受到另外一種文明的衝擊，激發起冒險犯難、開疆拓土的雄心壯志，不可抑遏的活力將奔放出來，仍大有機會另闢蹊徑。
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十四到十七世紀的「大發現時代」（Age of Discovery，或稱「大航海時代」），是歐洲貴族引進生命力的兩個歷史轉折點，而十九世紀以英國為首的歐洲列強，取得全球霸權的第三個轉折點，貴族氣息濃厚的波爾多高級葡萄酒莊，特別是Saint-Estephe產區的Chateau Cos d'Estournel，正好躬逢其盛。
十九世紀初期，那些到英國牛津或劍橋大學留學的印度王子與上層階級子弟們，將欣賞葡萄酒的習慣帶回自己的家鄉，而一九三一年，Chateau Cos d'Estournel莊主Louis Gaspard d'Estournel首開風氣之先，外銷葡萄酒到印度，他的創舉甚至為自己贏得「聖艾斯台夫大君」（Le Maharajah de Saint Estephe）的綽號。
然而某一次的交易沒有成功，千里迢迢船運送到印度的葡萄酒又被遣返，Louis Gaspard d'Estournel非常驚訝地發現這批一往一返、舟車勞頓的葡萄酒，雖然體質因此改變，但這種因為僕僕風塵而發生的改變，反而讓它們與沉睡在波爾多酒窖裡的「同儕」相比，多了一點成熟世故的獨特風韻。
在一八六九年以前，蘇伊士運河尚未建成，從歐洲到印度的船隻都必須沿著非洲大陸西岸，經過赤道，抵最南端的好望角繞一大圈，也許是途中熱帶氣候加速了葡萄酒的成熟，也許搖搖晃晃的海上旅行過程，以及緩慢的溫度變化，改變了波爾多的傳統貴氣，居然出現一種難得的滄桑之美。
於是Louis Gaspard d'Estournel將這批酒標上「印度歸來」（Retour de l'Inde，有時也作Retour des Indes）的註記，在歐洲市場上販售，大受歡迎。因此將葡萄酒船運到印度再送回來的「加速陳年」方式居然流行起來，雖然頗有風險，許多酒因「病」而變壞無法入口，但凡是捱過考驗的都能賣得好價錢，獲利不菲。
這種獨特的作法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歐洲出現大規模葡萄蚜蟲病災，葡萄酒產量銳減，無可出口，才被迫終止，而有著奇異經驗「印度歸來」的波爾多葡萄酒，就成為後人只能藉由歷史紀錄緬懷想像的傳奇。
以「印度歸來」的歷史，重新審視品酒會上那瓶一九八五年Chateau Cos d'Estourne的「病態之美」，我們有了不一樣的感覺與評價。
大發現時代業已逝去不再，但就像美國心理學者詹姆士（William James, 一八四二至一九一○）說的：「我們這個時代的『大發現』，是人類只要改變心態，就可以改變人生。」而改變心態，也可以重塑我們對於葡萄酒之美的定義與感覺。
飲酒過量，有害（礙）健康；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