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世界設計之都」由台北市獲選，這是一個重新翻修城市的好機會。 我們的首善之都， 究竟如何能與「設計之都」的美麗稱號名實相副？隨著「六二九世界工業設計日」到來，北市府也規畫彰顯台北設計力的活動，《今周刊》則找來國內外專家會診台北，每人一帖藥方，一個點子，關於台北市的美好想像，有了一些雛形……。
兩個元素讓水泥叢林瞬間精采
城，是建築，具有硬體建設的概念；市，是市場，具有經濟活動的概念。於是，有了一定規模的基礎建設，又有許多人在此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大概就能算是一座城市了。
那麼，什麼叫作「設計之都」？根據提出「世界設計之都」概念的國際工業設計協會（Icsid）定義，「設計之都」，是懂得運用創新、創意去追求願景的城市。換言之，從單純的「城市」到「設計之都」，你必須在基礎建設與經濟活動之外，再為這座城市加入一項新元素：創意。城市裡的人、事、物，都要因為創意而活了起來。
台北市已獲選為二○一六年世界設計之都的代表城市，接下來一年半的時間，這座城市的重要工程，就是從冰冷的商業城市轉化為具有創意生命力的設計之都，這條路該怎麼走？兩位最懂城市行銷與城市策略的老外，提出他們的想法。
《Monocle》雜誌總編輯布魯雷（Tyler Brûlé）每年旅行的次數，連最忙碌的外交官都自嘆弗如，很難奢望他對每座城市都留下深刻印象；但從布魯雷談台北時的自信神情看來，他必然深刻觀察過這座台灣最重要的城市，「也許是二○○六年，或者更早一點，我不太確定第一次到台北旅行的日期，只記得那裡令我感到舒適，很多地方都讓我聯想起東京。」
保持活力！ 在老結構、新設施裡，聽見與傳統的對話
「在台北，一天二十四小時永遠充滿活力。你可以看見中華文化的元素，也能發現日本文化的影響；你能在老社區裡試著接近傳統，也能看見蓬勃發展的新興建築。」在布魯雷心中，宏偉的國父紀念館與低矮的大稻埕磚房，都是台北令人難以忘懷的風景，無怪乎他一開口，就將台北比作他最愛的城市：東京。
但，布魯雷並不認為台北應該學習東京，「該學習的對象，大概是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吧。」他進一步解釋，「巴塞隆納和台灣一樣，都在大陸的邊緣，擁有著同樣的『獨立精神』（Independent Spirit）；巴塞隆納和台北一樣有豐富的飲食、多元的文化、熱情的居民，能吸引來自歐陸各國的遊客。」
布魯雷說，「相形之下，台北的美食與文化深度並不遜於巴塞隆納，絕對有能力成為亞洲的旅遊磁鐵（tourist magnet），只是缺少了把一切串聯起來的特徵。」
台北的特徵是什麼？「我認為是『活力』（dynamic）！」根據布魯雷觀察，台北的都會區無疑充滿了活力，這當中，還包括了「老結構」的活力，「我曾在台北的某些老社區裡，與在當地生根好幾代的家族對話，了解台北的過去與現在，但政府應該做得更多，向外來的旅客介紹台北的豐富歷史。」
總之，台北應該利用各種建築與建設，彰顯出這座城市特有的「活力」風采；他舉例：「台北有很多讓人讚歎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單調、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建築；台北的夏天非常炎熱，卻沒有足夠的綠樹或親水設施，讓人可以在夏天享受戶外活動。」
對比巴塞隆納，「在那裡，每個人都能用合理的價錢找到充滿設計感的旅館；巴塞隆納的火車站與傳統市場，也能有不同於西班牙、甚至歐陸其他國家的特色。」透過這些設計與規畫，巴塞隆納可以輕易地讓外來者感受到獨特的城市生命力。
在布魯雷的眼中，這正是台北該走的路：讓城市的每個角落都有活力，或許來自於老結構，或許來自於新設施；而一座充滿活力的城市，自然會讓創意隨處萌芽。
強調文化！ 在千禧橋與倫敦眼曼舞，全世界都在看
有別於布魯雷把創意奠基於活力，成功將英國倫敦從金融城打造為文化觀光重鎮的倫敦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西蒙絲（Justine Simons），則強調「文化」的重要性。英國文化協會特地協助我們找來這位倫敦設計城的推手做專訪。
「我們隨意問十個人為什麼要來倫敦，得到的答案很一致，都是『我為倫敦的文化而來』。我想，我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城市。」她以十足自信的口吻介紹倫敦。
二○○二年，西蒙絲從一個倫敦地方上的舞蹈組織Chisenhale Dance Space主任，轉任為倫敦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回憶當時，擁有強烈企圖心的西蒙絲說：「我熱愛舞蹈也愛其他各種文化，我希望用文化改變倫敦。」
二○一二年，她帶領有史以來世界上最盛大的奧林匹亞文化節；另外，她也成立「世界城市文化論壇」，並從一二年起，每年發表「世界城市文化報告」，介紹多個重點城市的文化評量及文化政策，讓彼此能從具體的調查報告中相互學習。
「這十多年來，倫敦改變很多。」西蒙絲的語氣透露些許欣慰。如今，倫敦能成為觀光客最愛的城市之一，當然是因為整座城市充滿大膽與富有想像力的文化氣息，走進倫敦，你一定會前往坐落在泰晤士河畔的「大笨鐘」和「國會大廈」，以及到威廉王子與凱特王妃成婚的「西敏寺」教堂朝聖。
二○一二年的奧林匹亞文化節期間，西蒙絲邀請世界知名的現代舞蹈界編舞者伊莉莎白．史翠柏（Elizabeth Streb）籌備「不平凡的一天」（One Extraordinary Day），舞者就在倫敦各大知名建築，從千禧橋到倫敦眼大膽演出，吸引全世界將焦點放在倫敦的宏偉建築。「那天有很多媒體報導，有成千上萬的照片在世界各地放送，真的很成功。」
有遠見的文化政策 決定了城市的命運
至於台北，或許沒有大笨鐘、西敏寺這些充滿文化意涵的建築，「但，文化建設的重點，是人！」西蒙絲篤定地說，「文化城市需要很多藝術家，此外，也一定要有藝術學校，讓人民有更多的文化素養與文化參與。」她舉例，在舉辦奧林匹亞文化節期間，倫敦市政府就秉持一個精神—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參與。
有遠見的文化政策，幾乎就決定了一座城市的未來命運。「以前的倫敦，沒有一個『文化政策』，沒有一個專門的聲音為文化發聲，即使大家都知道文化非常重要。」這一切在一九九九年後有了轉變。倫敦推出《大倫敦市政府法案》，明文規定倫敦市長有責任制定「文化戰略政策」，倫敦的文化開始有了具體規畫。
「以前，倫敦在電影界名聲很差，很多人抱怨它是一個很難拍電影的地方。」因為文化政策的產生，電影產業出現契機，倫敦市政府甚至成立一間電影機構，負責領導倫敦電影產業。十年間，倫敦電影產量已經翻倍。重新定位「倫敦時尚周」，也是倫敦市政府所致力的。「這些年來，世界各大知名品牌、英國知名品牌，都再次從米蘭、巴黎回到倫敦，這是相當大的成功。」
台北的設計之都如何建設，西蒙絲不談建築、不談設計，她用政府的文化政策與住民的文化養成為解方，提供了一張另類卻也重要的設計之都工程藍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