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偏遠的礦村裡過活，人們最尷尬的時刻，似乎就是家裡忽然來了訪客。認出山路上走來的是誰家的客人時，總有人會倉皇地說：「死啦，死啦，準備要『tai椅子、sar木屐啦！』」。著急的語氣其實是一種動員召集。
這個村落除了黃金之外，別無其他產出。
它在的行政區域名稱叫「瑞芳鎮大山里」，繁盛時全村大約有三、四百戶人家，不過，這都已經是歷史了。
一九七五年前後，因為礦脈衰竭，礦工生活無以為繼，全村陸續搬空之後，「大山里」這三個字就被行政單位給永遠除名了。
在那麼一個偏遠的礦村裡過活，首要條件是每個人都必須要有一雙矯健的腿，因為那是對外唯一的交通工具。
一家有遠客 全村總動員
一家有遠客 全村總動員
採購生活所需或者看電影、看醫生，我們通常去九份。從大粗坑到那兒是連綿無盡的石階，先上坡後下坡，單趟約需四十分鐘。
猴硐則是我們上課的地方以及遠行的起點，因為那裡有小學與火車站。從村子沿著大粗坑溪旁，同樣是連綿不斷的石階，下到那兒同樣也要四十分鐘，不過回程全是上坡，所以時間必須加倍。
這樣的村落談不上什麼「生活機能」，日常的米油鹽醬醋茶靠的是一家小雜貨店供應。柴呢？你或許會問，對不起，我們不燒柴，燒煤，煤炭得去猴硐買，用麻袋一袋一袋背上來。
生鮮魚肉與青菜是有固定的小販會來，早上有「賣菜木」的青菜，「石猴」的豬肉，午後則有「青瞑端仔」的魚與「豬頭皮仔」的豬頭皮；不過要有這些油腥的先決條件是要有錢，所以通常是初一、十五「犒軍」，家裡才不得不買一點或賒一點，至於平常日子，餐桌上不是蘿蔔乾，就是不同種類的「醬鹹」。
這樣的村落、這樣的生活與經濟狀態，人們最尷尬的時刻，似乎就是家裡忽然來了訪客。
那年代人情濃，只要有遠客，再怎樣好像也都得給人家一杯酒、一頓飽，問題是臨時的酒菜該打哪兒來？
因此，只要認出山路上走來的是誰家的客人時，總有人會倉皇地說：「死啦，死啦，準備要『tai椅子、sar木屐啦！』」
著急的語氣其實是一種動員召集，通常客人都還沒進門，菜單就已搞定，而其中當然不會有椅子與木屐。
鄰居聞聲聚集後，紛紛出主意。「啊，早上我買了一塊五花肉，剛好還沒煮！」「我醃了兩條烏喉，只是有點鹹。」「我家的雞早上生了幾顆蛋，拿去弄個冬粉蛋花湯！」
接下來受命的是小孩。
「趕快去秀珠那兒，賒兩瓶汽水、一瓶紅露酒，還有冬粉、米粉、魚罐頭！你給我小心走，瓶子摔破我就打爛你的頭！」
總之是一家客人來，半個村子動，客人才入門，大灶已生火，女人廚房忙，男人客廳坐。
最後酒菜上了桌，小孩門外頻探頭，眼睛盯著沒喝完的汽水看，一邊貪婪地聞著久違的魚肉香。
於是客廳成了舞台，隔著木板牆的廚房則是觀眾席，左右鄰居藉故進門擠在那兒聽，甚至透過木板的縫隙朝著特定的目標瞄。
宴席如舞台 上演人生百態
然而兩邊的情緒可不一定同調，比如舞台那邊可能只是暗示眼前手頭緊，舊債能否多少還一點，而這邊的女主人卻已淚流滿面，既感謝人家當初的幫贊，又愧疚此刻的無能。
比如讓女兒懷孕的男子分明在那邊誠懇地表示願意負責，這邊的女眷卻對他的長相、態度有意見，甚至齊聲詛咒他的無德。
至於門外的小孩始終關心的是客人的伴手與桌上的菜。
記得有一回家裡客人來，同樣的流程走一遍，弟弟盯上盤子裡一條鄰居贊助的馬頭魚，一直吵著要吃，祖母拉他到門外，說：「客人很客氣，通常只會吃一面，剩下的另一面就是你的！」
弟弟可認真，一直注視著客人的舉動，沒想到那回的客人還真吃上癮，吃完一邊之後豪邁地翻，弟弟當下絕望地哀號道：「阿嬤，人客把魚仔翻邊了啦！」
這件事記憶深，後來我還提供給王童導演，放在「稻草人」那部電影裡，記得試片時眾人看了笑，唯獨我覺得辛酸。
白切肉、炒米粉、魚罐頭，冬粉湯配上紅露酒，臨時拼湊的宴席的氣味裡，似乎總有一個故事在醞釀，幾種情緒在發散，但最深刻的記憶依然是那句話：「客人來了，準備殺椅子、煮木屐！」
總覺得那是當年那群人生活態度上的直接顯現：貧窮卻有尊嚴，匱乏而不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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