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改寫人類科技生活的賈伯斯，一位是推動偏鄉教育的社會創新典範，
影響他們成就事業的關鍵角色，都是大學時期的教授。
在大學執教五十三年了，今年教師節再度自問，我算不算是良師益友？在模糊的答案中，想起了美國兩個師生關係明確的案例。
許多人都知道賈伯斯，但很少人知道杜德曼（Jack Dudman）。一九九一年，賈伯斯獲得母校里德學院的科技成就獎，在授獎典禮上，他特別感謝擔任學務長的數學系教授杜德曼，「杜德曼是我在這裡的英雄之一。」賈伯斯已經輟學，但留在校園，沒錢付學費，卻旁聽了書法學等正式課程，「杜德曼老師裝不知道，甚至在我身無分文時，會邀請我一起散步。回家後，我總可以在破舊外套的口袋發現二十美元，他從未提過跟錢有關的事。」
杜德曼在二○○八年逝世，訃聞標題是：「深受愛戴的學務長，在賈伯斯的生命中扮演關鍵角色」。
第二個例子是「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創辦人科普（Wendy Kopp），和她的指導教授布雷斯勒（Marvin Bressler）。科普大三時主辦一場教育會議，發現兩個現象，第一、貧窮地區的學校缺乏良師；第二、許多同學願意到貧窮學校短期服務。她於是構思讓這些精英學校的學生，利用兩年時間到貧窮學校教學。該計畫便成為她的學士論文，當時的社會系系主任布雷斯勒，答應擔任她的論文指導教授。
科普預計在該計畫募款二五○萬美元，教授雖然讚許其用意，卻認為這很像招募老師的廣告，好心送她去學校的發展部門。即使了解募款困難，她仍堅持己見，首先她必須養活自己，並可以定點工作。
科普將計畫寄給三十位對教育改革有所承諾的企業主管，回信不多，但管用。聯合碳化物公司免費提供紐約市辦公室，美孚石油提供兩萬六千美元的種子基金，她一年內便如願募到二五○萬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