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讓一個孩子相信，人們侮辱他、折磨他是為了他好，那麼他可能一輩子都會這麼相信，而結果便是他也會虐待自己的孩子，並且以為自己完成了一項很好的工作。
這孩子即便小時候遭到父母責打，依然得認為父母的行為是良善的，那麼那些他必須壓抑住的憤怒、不滿與痛楚將如何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使我更加瞭解我童年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邪惡如何產生於世？我越來越明白：邪惡在每個世代都會重新被創造出來，新生兒是無辜的，而他們的天資也應如是，新生兒不會有摧毀生命的衝動，他們希望的是被人照料、被保護與被愛，以及自己愛自己。
如果未滿足這些需求，甚至還去虐待這個孩子的話，就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雖然這種認知對我來說既清楚明白又具有說服力，但我還是有些遲疑，因為沒有幾個人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為了證明自己的推斷無誤，我開始著手研究希特勒的一生，我認為如果我發現的事也可在這個人身上得到證實，如果我成功揭示我眼中這個可怕的大屠殺兇手與罪人，是被他的父母塑造成一個怪物的，那麼性本惡這種流傳已久的安慰人心的想法，就不再能立足了。
希特勒的「惡」有跡可循？
我曾在《教育為始》一書中描述過希特勒的童年，雖然能夠理解的人不多。當時有位女性讀者寫了一封信給我：「如果希特勒有五個兒子的話，他就可以將童年時所受到的折磨與偽善報復在他們身上，也許這麼一來他就不會想將猶太人當成犧牲品了。對著孩子，所有自己經歷過的事都可以在不會受到處罰的前提下爆發出來，因為殺害自己孩子的心靈總是會以諸如教育或管教等說法加以掩飾。」
然而，並非所有讀者都能接受我對希特勒的分析，或承認這個極端的例子可清楚顯示邪惡是如何產生的。無辜的孩子變成了怪物，事後不只威脅到他自己的家庭，甚至威脅到整個世界。有人反駁我說：許多孩子雖然被打、被虐待，但長大後並沒有因此而變成大屠殺兇手。
關於這種論點，我認真以對，著手調查此問題，即孩子如何能在殘忍的虐待下存活，且後來並不會去犯罪。閱讀了許多人的生平簡歷後，我終於發現，在所有日後未成為案犯的受害者案例中，他們身邊都有一個很喜愛這孩子的人，且用這種方式使這孩子能察覺出虐待行為的不正當。我將此角色稱之為協助見證者，有這種人存在的地方，孩子便有機會比較與覺察出自己遭到了惡行對待，並可將自己與那位友善之人比做同類。杜斯妥也夫斯基（Dostojewski）就是個著名的例子，他的父親對他非常殘暴，但母親的性格卻很慈愛。
但是在沒有這種人的地方，在除了殘忍以外別無他物的地方，在沒有協助見證者可以讓孩子感覺到自己遭受了惡行的地方，孩子就非常有可能將他挺過的那些折磨，當成是對他最好的行為，且在日後毫無一點良心不安地施加於他人身上，使偽善變成了思想的一部分。
很多教師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處罰體制的教育
唯有我們瞭解邪惡是如何產生的，以及我們如何喚醒了孩子心中的邪惡，我們才不會繼續無能為力地任憑邪惡擺佈。
然而，我們離這個目標仍然很遠，在美國還有二十三個州仍然允許學校打小孩，就連最微小的違規行為都會受到處罰，處罰方式多半是用棍子打屁股，由一個專門負責的人來執行，他們有一長串分門別類的體罰方式，其目的在於教會孩子「紀律」。孩子們在走廊裡排成一列輪流受罰，他們似乎認為這些制度化的嚴重羞辱稀鬆平常，直到後來成群結黨時才會開始感覺到那些被壓抑下去的怒氣。
很多教師無法想像一個沒有處罰體制的教育，由於他們自己也是在暴力中成長的，所以他們也偏好要體罰，因為他們很早就學會去相信體罰帶來的「成效」，對於孩子受苦時的敏感性，他們既未在自己的童年中培養出來，也無法在求學時習得。因此他們幾乎沒意識到，體罰最多只在短時間內有其「正面」效應，但長期下來將會增強孩子與青少年的攻擊行為。
當一個在家常被打的孩子坐在學校裡，但他的所有注意力卻必須集中在如何避免被體罰時，那麼他便幾乎無法專注在課業上了。孩子會很緊張地觀察老師，為了挨打而作準備，對這孩子來說，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宿命，他幾乎不可能會對老師嘴裡說的東西產生興趣。
在立法方面，我們也會遇到同樣的狀況。要承認孩子有權享有尊嚴不是件易事（即使我們由衷希望去承認），只要我們沒意識到在童年時期我們已在某種程度上被極力拒絕給予這種權力。我們常認為要按孩子的興趣來做事，但卻沒發覺自己正在相反的事，只因我們太早學會了不去感受相關事物，這種無感比任何一種我們後來學會的東西都還要強烈。
關於這點，可以舉立法為例，自2000年九月起，德國國會明確剝奪了親生父母的懲罰權。此權力在1997年時還是獲得認可的（只有如老師、師傅、養父母等外人無此權力），多數的國會議員，約是五分之四左右，堅信由親生父母施加的體罰在特定狀況下能達到正面效果。因此始終有人提倡孩子必須透過暴力才會明白交通的危險性，並藉此學會保護自己的論點。
一個因為這種原因而挨了打的小孩，不會因此保護自己小心車子，而會去懼怕父母，同時也學會了忽視自己的痛楚，以及完全不去感受痛楚，而且還要覺得內疚。由於這孩子在被攻擊的時候沒人保護他，因此他以為小孩不值得被保護及尊重。
這種錯誤訊息將會被當做資訊儲存在孩子體內，並決定了他的世界觀以及日後對待他人與自己的態度。這個孩子將無法捍衛自己的尊嚴權，也無法辨認出身體痛楚所代表的警訊並進行自我調適，而他的免疫系統則可能因此受害。 如果這孩子沒有其他的榜樣可以學習的話，他便會將暴力與偽善理解為唯一有效的溝通工具，並使用之，因為那些曾經被壓抑下來的無力感會習於讓成年人維持在壓抑的狀態下，所以才有這麼多人無所不用其極地去保衛舊有的教育體制。
盧安達大屠殺
我經常自問，何以盧安達會發生那麼可怕的大屠殺，那裡的孩子會被母親哺育並背在背上很長一段時間，這對我們來說毋寧是一種天堂般安全的感覺，不會讓人聯想到虐待。直到不久前我才得知，就連這些孩子也必須為了獲得母親的愛，付出一份截至目前為止顯然都被低估了的高昂代價，亦即他們很早就得接受嚴格的訓練。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只要他們的排泄物弄髒了母親的背，就會被母親打，因此他們會由於害怕被打而開始哭，但其實只是因為感覺到有排泄的需求，而母親則可藉此立刻做出反應，將孩子從背上放下來，讓孩子如廁。
由於這種挨打的條件反射作用，嬰兒很小就被教養如何如廁，之後也被教導要保持安靜，我認為盧安達的大屠殺可歸咎於這種對嬰兒的虐待。即便非洲兒童在學校裡受到了殘暴的管教（根據EMIDA組織2000年時於盧安達的一份問卷調查顯示，在二千名兒童當中，只有二十人的答案是他們無論是在學校或家裡都沒挨過打），嬰兒教育還是有著決定性的作用。
也就是說，越早施以暴力，學習而來之物的效果便越持久，也越無法被意識所控制，因此當第一個時機來臨、最優先且最混亂的意識型態出現時，便足以將人們心中野獸般的暴戾釋放出來。這些人一直表現得很安靜，或更確切地說是表現得卑躬屈膝，但他們顯然與強烈且被壓抑住的攻擊慾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卻不明白這種慾望的原因，這必定會引發我們去思考，並讓我們朝此方向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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