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實驗教育領域的立法進展與多元程度，在亞洲位居第一，但細究實驗大學的相關條文，仍充滿「管制」思惟，距離真正開放仍有一大段路。
自二○一四年十一月「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以來，台灣的實驗教育規模，三年來呈現每年倍增的趨勢。除了反映許多家長對體制內教育的不信任外，也展現了台灣的開放社會面貌與教育產業契機。
根據教育部資料，今年全國有五十五校辦理「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公辦民營」形態則有七校，兩類學生共超過七千名。而在家自學、團體共學及機構形態的三種「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學生約五千名，總人數達一萬兩千名。
在少子化年代，各級學校普遍面臨減班、併校壓力，但實驗教育卻需求大漲；而原本已積重難返、招生困難的大學教育，顯然將雪上加霜。也因此，正在立法院三讀的實驗教育法修正案，除了開放高中以下公校的實驗教育比例由一成提高至三分之一，也研擬大專以上的實驗教育辦法。
站在實驗教育家長與兼職大學教師的立場，樂見主管機關的正面態度，但細究實驗大學的相關條文，其申辦條件為「辦學績優的大專，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認定」，仍充滿「管制」與「精英」思惟。
多年來台灣的大學教育問題，主因是師資與教學形態趨同、薪資與聘任管制嚴重，導致學用落差、產學脫節、人才外流。將實驗教育導入大學階段，應該要解決高教困境，但難道「辦學績優」的大學就沒有這些僵固沉痾？還是其實越「頂尖」的「研究型」大學，離實驗教育的「多元化」、「開放性」越遙遠？
其實我並不反對研究型大學的存在，甚至認為頂尖研究必須長期投資與支持。但多數人需要的成年教育，其實並不存在於台灣普設的大學中，而這些學校的環境與師資，都是模仿跟來自學術型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