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瑞典高中的課綱安排，會發現他們每學完什麼，都一定要「質疑」一下，另外，他們傾向把較抽象、偏哲理性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的課綱裡。我想這是因為很多科目的中級、高級課程並不是必修。許多學生可能學不到進階的三角函數和微積分，但是數學的意義、數學和人類生活的關係，是所有學生都應該試著去咀嚼和領略的。
作者︰吳媛媛
我以前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臺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因而導致了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在看了幾個歐洲國家的考試題目後我發現，思辨性能力也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
看到這裡讀者可能會覺得，引導學生和知識激盪、培養思辨能力的教育，聽起來很棒，但是這種教育在臺灣推動的可行性有多大？培養這樣的學生對於臺灣社會又有什麼實際的幫助呢？
記得有一次，我和先生的同事們聊到了不同國家的中學教育，我形容自己在臺灣的經歷：一個老師教四十位學生，教學以講課的方式為主，評量則多採取可以快速評分的選擇和填充題。一個瑞典老師聽了之後說：「你們的教育聽起來很便宜，可以替政府省不少錢。」我聽了一愣。我聽過很多描述臺灣教育的形容詞，但是「便宜」這個詞，倒還是第一次聽到。
後來我仔細回想，可不是嗎？原來我們的教育，就是最省錢的那種！我以前曾認為，注重考試是牽制臺灣教育的主因，為了達到考試的公正性，我們不得不採用記憶性的、只有一個正確答案的題目，這也因而導致了較死板的教學內容。然而在看了幾個歐洲國家的考試題目後我發現，思辨性能力也絕對可以用公正的考題來評量，只是這些考題的設計和批改都要花去十分龐大的資源和精力罷了。當過老師的都知道，出一道記憶性的題目只要二十秒，但是出一道思辨性的題目，可能要花上幾個小時。
在瑞典的高中，每次上課的學生人數大約是二十五人。每個老師會分配到約二十個「導生」，導師要和學生定期見面，和學生討論或幫忙解答生活或學習上碰到的各種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若導師察覺了較嚴重的家庭、心理或學習障礙問題，學校另外設有專業的青少年心理諮詢師、特教老師提供協助，同時也和社福機構緊密合作。
先生前陣子才將一名對家庭感到苦惱的學生，交給了學校那位和藹的諮詢師。先生的專業不在心理諮詢，幫不上忙，也沒人覺得他應該幫忙。相反的，他和另一位數學老師，每個星期一放學後在教室門口掛上「數學急診室」的布條，照顧那些因為數學而身心受創的孩子。這才是他想做，也真的有能力做的。
主動「質疑」你的課綱
瑞典各機構也致力於協助老師設計教案和考題。比方說瑞典高中歷史第一級（注：瑞典高中歷史科共有三級。第一級是必修，內容十分廣泛；第二級開始可以依照以後想申請的大學科系走向，選修不同領域的歷史；第三級著重在歷史研究方法的訓練，只有少數社科或人文學系要求學生修完三級）有一個學習目標是：「習得歐洲歷史的幾個重要的時代劃分」，例如佃農時代、海權時代、啟蒙時代等等，學生必須知道這些時代的特徵，並且理解各時代是以何種視角來做區分。最後，學生必須去「質疑」（problematization）一個「時代」概念的形成。
就這一點，教育部提供了「維京時代」作為示範教案。教案中建議老師可以問學生，對學生來說「維京」是什麼，他們覺不覺得自己是「維京人」？接著老師可以解釋，「維京時代」這個詞彙其實一直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直到十九世紀，當時德意志和義大利統一運動如火如荼，斯堪地納維亞國家也出現了政治合作意向，以及尋找共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需求，此時維京時代和文化頓時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研究領域。這時老師可以請學生開始思考，一個歷史用詞的生成，和當時的背景有什麼關係？從這段「質疑」的過程中，學生將逐步思考歷史知識的「人造性」，以及歷史和建構「我們」「他們」這種群體意識的緊密關係。
為了達到學習目標，每個老師也可以配合自己設計的教案，以不同的視角來詮釋。例如教到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其中一項學習目標是：「理解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社會屏棄非理性傳統的風潮。思考這些革新的意義和成敗」。對於這點，許多瑞典老師喜歡使用的教案是讓學生討論「傳統節日的存在意義」，思考為什麼當時在法國很多人反對過聖誕節。而身為數學老師，先生則選擇了以公制單位的推行為例，來引導課堂的討論。
法國大革命時期，有鑑於各種文化中傳統測量單位的不一致，法國科學家制定了現在大家熟知的公制單位，這種單位用地球從北極到赤道距離的千萬分之一為一公尺，並以水為基準，把長度計量和容量、重量等聯結在一起。這個當時最「理性」「革新」的度量衡單位，除了美國等少數國家以外，幾乎獲得所有國家採用。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實當時法國也推行了時間的十進制單位，一天為十小時，一小時為一百分鐘，但是這個革新在推行期間並沒有真正普及，而且幾年後就廢止了。在課堂上，學生們爭著發言討論為什麼度量衡的革新被採用，時間的革新卻失敗，有個學生說：「一個小時一百分鐘，我光聽就累了。」還有學生說：「不知道時間的革新對鐘錶業的人來說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自己在聽這些趣味橫生的歷史時，彷彿也感受到了兩百多年前法國社會的氣象，對於他們積極審視傳統的一股傻勁。在莞爾的同時，也感到肅然起敬，明明都是法國大革命，在瑞典課堂和在臺灣課堂上學到的，竟然可以如此不同。
剛好在數學課裡，也有一個學習目標是：「質疑生活周遭數學單位的習慣用法，理解這些單位和歷史、物質環境的關係」。例如世界上很多文化之所以都採用十進位，不是因為十這個數字在數學上有特殊意義，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十根手指頭。電腦沒有手指，它們只認得電路，所以我們用二進位或十六進位和它們溝通。法國大革命期間，人們覺得源自於腳掌大小或石塊重量的傳統單位已不合時宜，於是運用人類對地球和自然的新知識，整合出一套更為簡便、理性的度量，而這個單位現今已被大多數國家人們視為理所當然。
但是學生必須理解，所有的度量都是人造的，只是一種約定俗成。我們可以用巴比倫人的十二進位，用英呎或是公尺，那只是演算上的改變，而數學的本質，客觀物體的本質，並不會因此而改變。這個近乎哲理的學習目標，被安排在瑞典最初級的高中數學課綱裡；而我雖然閉著眼睛都能解二次方程式，卻從來沒有思考過這些饒富趣味的問題。
綜觀瑞典高中的課綱安排，會發現他們每學完什麼，都一定要「質疑」一下，另外，他們傾向把較抽象、偏哲理性的學習目標放在初級的課綱裡。我想這是因為很多科目的中級、高級課程並不是必修。許多學生可能學不到進階的三角函數和微積分，但是數學的意義、數學和人類生活的關係，是所有學生都應該試著去咀嚼和領略的。
瑞典的高中文史科課綱的柔軟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與其規定老師必須要教授哪些史實、哪些文學作品，課綱中的學習目標更以培養解讀技能為主，也讓老師在教學細節上，有更多自由發揮的空間。
這樣的成果，一來是前面提到那位發火的歷史教授大興改革的功勞，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原因—瑞典的課綱，是國會中所有政黨一起審視和妥協而成的。他們了解教育，尤其是文史教育，對形塑個人、群體的政治意識有多大的影響力，所以最後的妥協方案就是：所有政黨都不要試圖主導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取而代之的是：授予學生解讀歷史、文本的工具和視角（perspective），讓學生獨立判斷。也因為這一點，瑞典也不用像臺灣一樣，每逢政府改朝換代就可能發生「課綱微調」的問題。
便宜沒好貨，教育也不例外。要促進教學內容的思辨化，提升教育品質，做法細節林林總總，但是最後一定都會回到資金問題。錢從哪裡來呢？經費的分配固然重要，而臺灣不公平的稅制和整體偏低的稅基也是關鍵因素。檯面上每一個政治人物都說他們憂國憂民、鞠躬盡瘁，但其實「稅制改革」這四個字就是最好的照妖鏡，在這面照妖鏡的法力下，藍藍綠綠，牛頭馬面，全部都將無所遁形。
（本文選自全書，周政池整理）
作者︰吳媛媛
出版：圓神出版社
書名：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作者︰吳媛媛
出版：圓神出版社
書名：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