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不到學生，大學面臨5大危機 ，該何去何從？ 搶救大學崩壞

坐在堆滿零件機具的研究室裡，一位私立科技大學的資深教師，正訴說著少子化衝擊下，第一線教師如何為了生存而搏鬥。

深秋午後四點的陽光，用貼近地平線的折角，照在陳舊的鐵櫃玻璃上。長日將盡前的餘暉，正是許多私立大學現況的寫照。

警訊：註冊率暴跌 三校四系掛零 半年內恐有大學撐不下去

十一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核定全國五十一個大學系所自二○一六年起停止招生，其中包括三所一般大學共七個科系，以及二十所技職院校共四十四個科系。招生狀況不佳，正是校系遭勒令停招的主因。

十二月四日，教育部又公布二○一五學年大專院校系所的註冊率，包括四年制大學、四技二專及五專，全台三○三八個科系當中，有六十七系註冊率未達三成，其中有三校四系註冊率掛零。儘管註冊率不佳的科系，絕大多數來自私立技職院校，但公立大學也有包括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在內的三個科系；在在顯示台灣的高等教育，正因人口結構變化，準備走進最漫長的黑暗期。

教育部部長吳思華近期接受《今周刊》專訪時，也大膽預測：「未來半年，就會有學校有所動作（轉型、退場）。」

大學供過於求的現象，究竟惡劣到什麼程度？

目前國內共有一五九所大專院校，包括一二四所大學、二十一所獨立學院，以及十四所專科學校。一四年，教育部核定的全台大專院校招生名額（含進修部、不含五專）約為三十萬人，缺額則有五萬人。事實上，這一年全國的十八歲人口，也就大概是三十二萬人；意思是，只要你「有心向學」、財力無虞，幾乎就能上大學。

上面幾個簡單的數字，已經充分說明現階段的台灣高等教育，處於供過於求的狀態；隨著學齡人口不斷下降，未來情況只會更趨失衡。一六年九月新學年度開始時，台灣的十八歲人口，大概會比今年減少五萬六千人；以此推算，明年的大一新生，大概會比目前縮水一三％。雖然十八歲人口在一七、一八年會小幅回升，但自一九年起，又將巨幅下跌至二十五萬人，直至二八年的谷底十七萬人。

招生懸崖意味著什麼？對學校與老師來說，「人人有學生教」的好日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再維持下去了。學生少了，首先是學費收入縮水；接著，註冊率不佳，更讓學校難以獲得等量的教育部補助經費。學生，因此成了指望繼續生存的學校，最稀有的資源。

於是，在供過於求的情況下，台灣高等教育已經出現了五大危機。

危機一：大學供過於求 課業門檻降低 老師無奈坦言「賣文憑」

當大學教育成為學生的「買方市場」，學校為了招攬學生而降低錄取門檻、放寬課業要求，也就成了無奈的理所當然。

「填志願的時候，學生通常會打聽『這所學校好不好念？』為了招生率，我們不會對學生太嚴格、不隨便當人。你要說販賣文憑我也承認，但那只是對無心課業的學生；對想學的孩子，我一定認真指導，所以我對得起良心。」一位私立大學教師毫不諱言，自己任職的學校，為了留住學生，往往在打分數時「加倍呵護」。

「面對少子化，大家普遍看到學生素質不如以往，但有沒有想過，可能是學校沒有提供學生適當的補救教學；甚至，為了讓學生能早點過關，把標準拉低？」虎尾科大校長覺文郁一針見血點出大學供過於求，進而導致品質下降的後遺症。

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更感嘆，在台灣，念大學太容易了，高中生會直覺地想，「反正畢業就繼續念書吧！」當上大學變得太容易，再加上讀書才能出人頭地的傳統觀念，許多學生與家長不再思考「上大學」以外的選擇。進了大學，也不會感覺自己放棄了其他機會，而更加珍惜，結果就是花了四年時間，卻沒學到什麼。

顯然，台灣的高等教育不須等到招生懸崖出現，就已處於重大危機當中，連國立大學也難以置身事外。追根究柢，造成這場高教危機的最深層原因，正是供過於求引發的「太容易」心態。

少子化浪潮下，大學供過於求，幾乎人人都能上大學。

危機二：教育資源被稀釋 念大學的人多 學生分配到的預算就少

數字可證，台灣的大學之門的確比其他先進國家寬敞許多。根據教育部二○一二年統計，台灣二十歲人口的高等教育淨在學率（實際在學人口除以該年齡總人口）為七三％；美國約五二％、英國約三九％、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會員國平均三八％。台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高居全球之冠。

高等教育普及率偏高，卻不代表學生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品質。一四年，每位受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教育經費僅六千三百美元，遠低於OECD會員國一二年平均的一萬五○二八美元。

每位學生平均教育經費的巨大落差，固然與各國經濟規模及大學學費水準有關，但也不能排除台灣大學生比率過高，稀釋了教育資源的可能。吳思華就分析，考慮購買力平價（各國物價因素）後，台灣的每生教育經費與國際差距，會比數字呈現的縮小一些；但他也坦言，「其他國家念大學的人沒這麼多，我們的學生比較多，經費就分散了。」

除了平均經費之外，學生獲得教師指導的機會，也是觀察高教資源分配的重要指標。然而，過去二十年，台灣高教的學生人數除以教師人數的比率，並沒有明顯進步。一九九六年，公立大學的平均師生比約為一：十二（一位老師教導十二位學生），二○一四年則惡化至一：十九。

危機三：難靠教育翻身 政府經費集中少數「頂尖大學」

也許你會認為，教育原本就是公共財，盡可能讓所有人公平享受資源，也沒什麼不妥。但這樣的觀點，忽略了「高等教育」與「基礎／義務教育」性質應有區隔；況且在台灣，每個人「都有機會」念大學，並不等於每個人擁有「同等的」受教育機會。

所謂「同等受教育的機會」，指的是任何人可能靠自身努力，爭取進入大學殿堂，並獲得改善家計、翻轉命運的機會。然而，政府為了降低競爭壓力，選擇廣設大學，結果不僅使資源稀釋、犧牲教育品質；更因政府將有限資源投注在少數「頂尖大學」，形同在大學間創造階級，當然更加深階級翻轉的難度。

高等教育間的階級差異，只要從政府補助的經費與學校財報著眼，就能一目了然。台大、清大、交大、陽明等頂尖大學的每位學生每年分配經費，皆超過一萬美元；私立大學及科大的每生分配經費就呈現絕對弱勢，大多在三千到四千美元。

造成巨大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經費投入。例如過去五年，教育部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二階段，每年編列新台幣一百億元預算，其中台、成、清、交四所頂尖學府，每年就拿走六十八億元；相較之下，教育部自一三年開辦、專門補助技職科大的「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獲補助的十二所學校，每年僅能分到十二億元預算。

也就是說，從教育資源與教學品質的角度來看，能夠創造「翻身效果」的管道，從以往的「大學」窄門，變成了更狹窄的「一流頂尖大學」。中研院社會研究所長期進行的社會變遷調查就指出，一九九七年至二○一二年，私立大學畢業生的平均月收入，僅比專科畢業生高出兩百元。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這顯示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沒有促進階級流動；將私立專校升格為學費較高的私立大學，卻沒有提升學生在勞動市場上的價值。

立委鄭麗君表示，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已比經濟弱勢的學生更有機會進入前段大學，但國家又拿最多的資源補助「頂尖大學」，讓高等教育成了「反財富重分配」；弱勢學生很可能花了四年時間、付了幾十萬元學貸，卻沒有因為教育改善生活。

樂觀者或許認為，教育資源被稀釋的現象，未來必將隨著學生人數的減少而獲得改善；但別忘了，人口結構變化的結果除了「少子化」，還包括了「高齡化」，而高齡化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則是教授老化現象。也就是，台灣高等教育面臨的不只是「招生懸崖」，另一端的迫切危機，是「教師退休潮」。

大學系所怕招不到學生，為了學校能繼續營運，紛紛出招搶學生！

危機四：教師退休潮 人才出走又聘不到人 雪上加霜

根據教育部統計，目前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內大學院校教師，年齡高於五十五歲；也就是說，未來十年，這四分之一的教師，將陸續退休。

教師退休潮的解方，無疑是在保留優秀教師之餘，大力吸引國外優秀學術人才來台任教；但台灣僵化的敘薪制度，與繁瑣的評鑑升等程序，不僅讓大學難以對外爭取優秀學術人才，更讓原本留在國內的人才，一一被高薪挖角。

「台大今年有十幾位老師被挖走，電資、管理學院等系所都有。」台大校長楊泮池今年八月接受《今周刊》專訪即說，這些優秀老師被香港、新加坡、澳門的大學，以五倍薪水挖走，「無法聘到好老師，讓我更擔心學校的發展。」

危機五：學用落差大 不僅不懂實作 連基本表達能力都不夠

監察院早在一一年就指出，「我國高等教育學用落差之現象嚴重，青年族群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失業率，有明顯增加之趨勢。」監察院更點名教育部，「在大學科系設置之政策方向，僅仰賴總量控管，未能扮演主動及引導之角色，也未能結合經濟建設等國家發展需求。」

台大財金系教授管中閔擔任政務委員時，曾公開表示，台灣正面臨著人才供需落差、教育體制偏差僵化、人才培育不符需求，及國際人才競逐失利四大危機。台灣每年培養出的大學及研究生，不僅創新尖端研究的能力普遍不足，就算到工廠工作，也不會操作機器。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第一線的教師這麼觀察：「科大電子系學生只要會操作馬達、考到一張室內配線技士證照，出社會月薪至少都有五萬元。但一班四十個學生畢業後，進入相關行業的，常常只有六、七個符合這些標準，其他人做的都是低階服務業。」華夏科大電子工程系助理教授王順德這麼說。

台科大校長廖慶榮則表示：「大學畢業生不懂實作之外，學生的語言、文字、口語表達等『基本程度』太差，也讓企業必須花更多時間培訓。」上述說法，等於宣告大學教育無論在專業實作與通識教育的訓練上，都已全面崩壞。

一位資深外商人資主管就分析，「前段國立大學畢業生，可能比過去更優秀；但有更多中後段畢業生，連該做什麼都不清楚。」

這段話，一方面呼應前面提到的「翻身功能失靈」問題，另一方面，也凸顯了台灣高等教育整體性的弱化。顯然，過去二十年來，在政府廣設大學政策下，極速擴張的台灣高等教育，在「培養尖端人才」、「增加就業競爭力」、「提升國民整體素質」，皆未達成預期效果，幾乎可以說是一場失敗的實驗。

後段班大學退場已是必然趨勢，但政府的配套機制在哪裡？

荒謬一：市場決定退場機制 私立、偏鄉大學 恐被迫提前出局

往者已矣，如今台灣大學院校在少子化衝擊下，勢必面臨一波縮減與重整；危機，或許也是一次轉機。但令人憂心的是，教育部近期陸續公布的大學退場機制與轉型方案，似乎仍深陷於總額管制的框架中，失敗教改的覆轍，恐將再次上演。

為使大學退場有法可循，教育部今年已提出《高等教育創新轉型條例》草案，法案仍待行政院核定與立法院審議；但從草案名稱與內容可以發現，教育部提出立法的重點，是針對大學申請創新轉型的方案，提供獎勵機制，以及轉型或退場後的財產處分問題，並未涉及「如何」整併及退場。

關於哪些大學應該退場，教育部最明確的一次政策說明，是一三年九月提出的四項管控指標，內容包括：全校學生不滿三千人，且新生註冊率低於六成；大學評鑑成績太差；長期積欠教職員薪水；有掏空校產及買賣董事席位等違法事實。一四年，教育部則宣布，將縮減註冊率不佳學校的補助金；連續兩年註冊率不滿七成的學校，即勒令停招。

大致上，公立大學不會在這波大學退場整併浪潮中遭受波及，只有學生數較少的公立大學，將與其他學校「合併」，但招生名額仍將維持原狀。簡單來說，除了特殊案例之外，教育部設定的退場標準，就像是一場「飢餓遊戲」，讓私立學校在市場機制下，憑招生實力，決定自己能否在殘酷的整併潮中存活。學生的理性選擇，就成了市場運作的核心。

「公立、一般大學獲得的教育資源，原本就高於私立、科技大學；都會區學校招生，當然比偏遠學校容易。」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管中祥指出，若光憑市場機制判定誰能生存，大學退場即可能呈現，「先私立後公立、先科大後一般、先偏鄉後都會」的情況。如此一來，國內相對脆弱的技職教育可能加速崩壞，進一步惡化學用落差；偏鄉學校退場潮，也將使教育機會集中於都會，不利區域平衡。

荒謬二：人數也是退場指標 導致大學不再篩選學生 碩士班連筆試都免

「不是所有國立大學系所，都能符合社會產業及需求，教育部應該檢討國立大學招生結構，將教育資源做更有效的運用。」一位台灣師範大學校務主管分析，直指教育部退場方案的盲點。

除了將退場交給市場的荒謬，教育部以學生人數及註冊率，當作大學退場與否的指標，也備受學界質疑。

政大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分析，註冊率被視為辦學品質重要指標的結果，就是大學不再有篩選學生的動機，「這幾年常聽見碩士班招生只需要資料審查，面試、筆試都不用，就是因擔心註冊率低，被教育部減少員額（招生名額）。大學是教育單位，不能從學生多寡，判斷一個系所好壞。」

「如果三千人以下的學校要優先退場，那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也該退場了。」廖慶榮也認為，學校規模大小，沒有絕對的優劣，重點是每一所學校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台灣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問題，根源都來自大學過剩。大學數量供過於求，導致「學生篩選學校」與教育品質下降；有限的教育資源，因學校過多被稀釋，且未合理分配，讓後段學校學生無法獲得基本的教育服務；教育品質低落，導致過多大學畢業的「專業人才」無法順利求職，進一步削弱高等教育促進階級流動，以及提升就業競爭力的功能。台灣高教就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下，不斷退化。

對國家而言，教育系統是攸關國力興衰的百年大計；對個人而言，接受教育則是追求安身立命的途徑。高等教育二十年來的混亂摸索，讓台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如今，停在另一個關鍵十字路口的我們，還要繼續低頭盲目前進嗎？

高等教育資源稀釋、品質下降，搶救大學崩壞不能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