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想讓台灣的高等教育恢復競爭力，需要長期結構性的改造。
但面對眼前的少子化現象，至少可從放寬管制、公開資訊、增加學生選擇性以及宏觀調控人力產出等下手。
面對持續性的少子化危機，如何用合理的方式，縮減供過於求的大學校數與招生名額，除了「減量」之外，政府更應利用這次轉型契機，調整台灣高等教育長期的退化與失能問題。
針對迫在眉睫的「大學退場」問題，教育部顯然已決定借助「看不見的手」之力，讓招不到學生的私校，自行被市場機制淘汰；而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無疑是市場機制發揮功能的前提。
解方一：放寬大學管制 辦學更有特色 形成良性競爭
政大校長周行一就建議，教育部不妨放寬管制範圍，在不違反法令及公益的前提下，開放私校擁有規畫辦學形式、收費標準，甚至招生名額的自由；如此一來，私校辦學得以更接近「多元」、「特色」、「自由化」的目標；假如出現類似美國常春藤聯盟的優秀私校，也能間接刺激公立學校進步。
「美國最有名的創業學校巴布森學院（Babson College）、強調實務的柯林學院（Collin College）規模都不大，卻因為辦出特色，成為全球效法的對象。」台科大校長廖慶榮也呼應周行一觀點，認為官方一旦放寬對教學內容、學費的管制，不但能夠讓體質不佳的學校退場，更可能發掘出更多特色學校。
此外，公開透明的資訊，是讓市場機制得以順暢運作的另一項重要因素。
解方二：公開校務資訊 選校系有依據 避免學生踩雷
除了十二月初首度公布的大專校院系所的註冊率，「教育部若要將決定大學存亡的責任交到學生手上，至少應該公布財務狀況、專任教師數量、生師比、學生畢業率、畢業生升學就業狀況等資訊。」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指出。立委鄭麗君也主張，教育部若無法主導大學整併，就應要求學校公開校務資訊，接受公眾課責。
公開校務資訊，可讓學生挑選校系前有足夠的判斷依據，一方面能避免學生踩到「地雷」，挑到岌岌可危的校系就讀；另一方面，也讓沒有市場競爭力的校系，在市場自然淘汰下，被迫退場或轉型。
而讓高中高職生畢業後，擁有更多發展的可能，而非「無條件升學」，才算是真正落實「自由選擇」精神。
解方三：宏觀調整人力培育 就業後再進修 縮小產學落差
二十年前，教改團體發動四一○大遊行的一項訴求，就是「打倒升學主義」；不過事隔多年，「惟有讀書高」這句話，依舊像是圈住台灣人思想的緊箍咒。管中祥分析，台灣過去缺乏對專業技術人員的尊重，近年技職教育陸續出現成功案例，稍稍扭轉社會氛圍，但整體而言，升學至上的想法，仍然沒有改變。
「理想狀態下，高職生畢業後應該有七成直接就業，三成升學，但台灣的高職生，大概有九成繼續升學。」台科大校長廖慶榮分析，由於多數高職生仍以升學為第一優先，原本屬於技職體系的高職，也因升學表現而產生「明星高職」與「一般高職」的分類，幾乎與普通高中系統沒有差別。
廖慶榮建議，既然「明星高職高中化」已是事實，教育部不妨將高職教育分為「升學型」與「就業型」兩種學程；升學型職校重視基礎學科，就業型職校主攻實務技術。針對選擇就業的高職生，政府應該提供健全的回流教育管道，一方面可以縮小「產學落差」，同時也讓技職科大的學生來源，得以更加多元。
除了讓需求端的學生擁有更多選擇之外，站在供給面的政府也應思考，台灣未來的產業結構發展，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力資源？
「我們應該先釐清，大學的本質是什麼？如果把它看成基礎知識、通識性的教育，我贊成所有人都讀大學。但如果它的目的是培養專長、準備就業，政府應該有宏觀調控的機制，決定我們要什麼、不要什麼。」高教工會理事長、政大勞工所教授劉梅君說。
輔大社會系教授戴伯芬說，儘管大學系所的彈性調整，無論如何都難以追上產業變遷速度，但政府至少可透過跨部門合作預判趨勢，調節人才供給，目前教育部已停止開放新設餐飲管理系所，未來也可以更加積極，鼓勵大學投入長照護理等新興產業。
少子化造成的大學倒閉壓力，就像是浮出水面的冰山。想改善高等教育現狀，該做的，絕非只有刪減名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