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普遍盼望放寬大學窄門的時空背景下，國內大學數量自九○年代中期起快速擴充。
然而廣設大學的願景，在政府缺乏長遠規畫，政治人物又濫開選舉支票下，演變成一場噩夢，直接導致高教資源稀釋及品質低落的後果。
面對四一○教改遊行展現的強大民意，行政院在當年九月成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並邀請甫回國接任中研院院長的李遠哲擔任召集人，為台灣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揭開序幕。
兩年後，教改會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建議增加高中及大學容量；至於如何增加？教改會建議，「暫緩增設公立研究型大學，新設或鼓勵現有專科學校改制為社區學院；並擴大民間資源投入高等教育」。
順應民意推教改 僅僅十多年 大學數量多兩倍
在這份建議之前，教育部已於一九九五年開放專校設兩年制技術學院。台灣高等教育從此快速擴張，公、私立大學及學院數量從九六年之前的不到五十所，增加至二○一○年的一百六十三所，其中又以私立專校升格科大最多。
由於這樣的因果關係，當台灣高教陷入供給過剩且品質不佳的困境時，不少人就將矛頭指向李遠哲以及四一○教改聯盟發起人黃武雄等人；李遠哲也曾為教改失敗，公開向社會道歉。然而，將台灣高教亂象全歸咎於教改提倡者，有過度簡化社會歷史脈絡之嫌。
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林宗弘指出，九○年代中期，台灣高中生與高職生的數量為三比七；高中職畢業生能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比率，也低於美、日等先進國家，「『廣設高中大學』的大方向並沒有錯，只是『廣設大學』應該到什麼程度，教改會並沒有具體建議，現在把責任全推給教改會，並不公平。」
「台灣高教擴張的源起，應該往前追溯到一九七○年代，政府為培育工商業人力，而大量開放私人興辦工商專科學校；以及一九八七年師資培育辦法鬆綁，師專為求生存，競相升格為師範學院兩波浪潮談起。」輔大社會系教授戴伯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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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學近似特許行業 有黨政背景 才能成立私校
教育部前部長黃榮村也曾分析，大學數量於九○年代末期到政黨輪替後快速增加，不能忽略政治力介入的影響。
究竟什麼是「政治力」影響？戴伯芬指出，在兩蔣主政的威權時代，私人捐資興學原本就近似特許行業，私校創辦人不乏黨、政、軍或其他特殊背景。
目前一百六十多所大學院校當中，就有超過七十所私立技職院校，其中絕大部分，是成立於六、七○年代的老牌私立專校，一路升格改制；一半以上學校的創辦人及創校董事會成員，都具有黨、政、軍或教育行政等背景，各地方有力家族、指標性企業家捐資興學的案例也不在少見。
升格，意味學校可以爭取到更多經費，也能用更好看的文憑招攬學生。戴伯芬直言，這些具有特殊背景的私校董事，極可能在政府開放專校升格過程中，各自發揮影響力，讓教育部無法嚴格把關。
事實上，九五年教育部開放專校設技術學院，最初的規畫是「三年內升格不超過十五所」，政策正式上路前卻變成「符合條件即可升格」；最終，新設及升格大學超過七十所，形同將高速公路由兩線道拓寬為六線道。
兩千年政黨輪替前後，高教擴張速度達到高峰。光是九九年到二○○○年，就有二十九所私立專校升格為技術學院、四所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前總統陳水扁執政八年來，更讓超過二十所技術學院升格為科技大學。
至此，我們已經能確定，高等教育擴充這場大戲，幕後有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並非單一人士或政黨所能獨立演出。
「以技職學校升格為主的大學擴張政策存在嚴重瑕疵，許多地方派系或財團家族經營的工專或高職，都換個招牌成為私立大學或技術學院，這並不符合教改人士要求大學平等受教權的理想。」林宗弘如此為這場荒謬劇下了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