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的高等教育服務了三十多年之後，我終於決定在去年八月一日回到台灣，接受元智大學校長的職務。時光飛逝，倏忽就快屆滿一年。這一年當中，我努力觀察學習，以彌補多年去國的陌生，也不斷地拿我在美國的經驗及美國高等教育的作法和台灣的情形做比較，興奮中有驚訝，努力時充滿希望。藉新政府登台之際，說出個人對新教育部長的期待。
我的結論是，台灣的高等教育雖然近年來在吳京前部長、林清江故部長帶頭改革的聲浪中已有顯著的進步，但是外在環境變化太快，數位科技的衝擊、全球競爭的壓力、知識經濟的來臨，使社會對大學教育的期許更高。我個人認為台灣高等教育仍有許多亟待改革的空間。
在教育制度與法規的改革方面，已有諸多賢達與教育部官員多年努力，並有具體的進度與成果，我就不再贅述。我想談一些大學校園的理念和台灣發展現況之間的差距，有一些是我深深以為隱憂的問題。從前我們說「教育是百年大計」，意指教育之良窳百年後可見真章，但是在網路時代的今天，應改為「教育是二十年大計」。
今日的大學生，二十年後面對的競爭對手是現在小學開始學英文、電腦、初高中就出國遊學的 beyond-Z 世代年輕人。這些大學生在那時候如果英文不佳，專業落伍，沒有國際觀，齡屆中年，體力已走下坡，又有家室之累，將是沒有競爭力的 LKK。所以我們談高等教育改革，不能慢吞吞地用「百年大計」來搪塞。
教育是「二十年大計」 不是「百年大計」
我首先觀察到的是國內大學「國際化」的能力不足，能夠以英語授課的教師太少，行政人員的英語能力普遍低落，反倒是愈年輕的大學生愈有學習外語的興趣及國際化的認知。在未來高等教育勢必會開放由外國大學來台設立分校，國內大學將會有招收不到學生的窘境。事不宜遲，各大學應從現在就開始培養「國際化能力」，包含英語小班教學、四年外語課程、以英語教專業課程，培養行政人員英語能力，以及招收外國學生等。
可惜的是，這種危機壓力公立大學不太擔心，過去有聯考把最好的學生送進來，未來仍有低學費讓學生寧選公不選私。學校不會倒閉是因為教師職員領的是國家薪水，長久下來已經不太有「競爭意識」，或許更精確地說，不太有「公平競爭能力」。
另外，還要注意台灣大學生不想出國，以及出國的學生英文比大陸留學生差的現象，目前新竹科學園區內有四○％的廠商，是由早期出國留學生返國所創建，如果目前的現象持續下去，未來恐怕會有問題。
教育部習慣了用公立大學的觀點來壓抑私立大學的創新，我建議教育部採取「攻擊是最好的防禦」的策略，讓私立大學先走到國際上去，招收外國學生、用網路教學、到國外設分校、與當地機構策略聯盟授與學位等，都能夠加速提升國內大學國際化的能力。
揚棄「統制經濟型」的資源分配
我也觀察到國內私立大學資源上的困境，讓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們的經濟如此進步，民主也趨成熟，但是在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上，卻停留在「統制經濟型」的保守狀態。世界上愈民主的國家，公營機構愈少，私營機構愈多；而公營大學多以普及教育為主，私營大學則以「使用者付費」方式培養菁英。
在美國最好的二十所大學只有一所公立大學（二○○○年 U.S. News and WordReport 調查）， 即是因為公營大學就像其他公營機構一樣，終究有「缺乏效率」與「抗拒創新」的必然性。教育部應再加速拉近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的資源差距，或將國立大學「民營化」，製造一個較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台灣高等教育的長期發展是絕對有利的。
我的第三個觀察是，國科會以國際期刊論文篇數做為重要的學術研究評量標準，不但忽略了領域差異及適地性，更嚴重的後果是使大學教師普遍把研究的利益放在學生的利益之前，忘了大學設立的目的是傳播知識，大學教師的責任是引導年輕人以具創造性及建設性的方式，應用知識提升文化，促使社會進步。
教師花在教學技巧改進的努力，受益的是莘莘學子，但卻得不到鼓勵肯定，而沒有教學熱忱的教師可以憑論文篇數「贏家通知」（甚至不必授課）。長此以往，大學教師將與學生日益疏離，再也得不到學生的尊敬。如果大學教授最終失去了學生「人師」的角色，大學將淪為訓練「職業技能」的場所，不再是社會的良知與知識的高台了。
大學生的閱讀要多一點
我的第四個觀察是學生閱讀習慣的喪失。我發現現在的大學生花在閱讀上的時很少，不但教科書沒有徹底讀完，也沒有隨時閱讀的風氣，校園裡就是少了一點「書卷味」。尤其是大四學生，學分修得奇少，即使為了考研究所而上補習班，也只是重複念過的少數考試科目。
在西方先進的國家，年輕學生常會聚在一起討論，也常常在公共場所看到「一卷在手」的讀書人。校園設計沒有發揮使學生樂於逗留的效果要負一部分責任，學生寧願打工賺外快也要負一部分責任。
閱讀是訓練思考的工具，少閱讀即少思考，年輕人衝動、反應快，但需要用思考的習慣來陶冶性情，是成長重要的元素。即將上任的曾志朗部長呼籲小學生的功課要少一點，閱讀要多一點，我認為是十分正確的方向。
我的第五個觀察是數位科技對教育的衝擊似乎尚未被充分認知。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發達、網路密布的世界，每一個國民都會利用數位科技來學習及工作。教育部實施了許多推動資訊基礎建設的方案，卻忽略了基礎建設不應有公私立大學之分。
因為資訊基礎建設耗時耗財，教育部如果只熱心提升公立大學的資訊基礎建設，任由私立大學自行掙扎追趕，會造成差距擴大，不但對人數居多的私立大學學生公平，也會形成實質的「資訊不對稱」，製造未來社會問題。希望新政府能夠還給社會一個沒有「資訊歧視」的大學環境。
私立大學需要「不被歧視」
我的第六個觀察是台灣的泛政治化，連教育也被政治過分地掛鉤。政治人物未能全盤考量得失，輕易承諾妥協，造成台灣高等教育量的急速擴充，以及質的普遍下降。在這種發展趨勢下，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仍是私立大學。有許多場合，我個人就能感受到一股私立大學不被教育部信任，或是被認為「不堪造就」的岐視。例如，捐款給公、私立大學的免稅額，及 BOT 政策均歧視私立大學。
史丹福大學在一九六○年代崛起，原因之一就是史大的教授們體會到沒有改革就沒有發展，因而勇於投資與創新。我希望曾部長能持續吳部長與林部長的改革魄力，許台灣的高等教育一個有希望的未來。
前一陣子， 前史丹福大學校長 Donald Kenedy 先生出了一本書《 AcademicDuty》（天下文化譯作《學術這一行》）， 我極喜歡書中結尾的一段話，摘在此期與大家共勉：「對大學而言，最基本的工作是維持它在整個社會中的特殊角色與定位：獨立自主、勇於批判，並且善盡對下一代的責任。展望大學改革的前景，我們可以期待教授把更大的愛心、更多的心力投注在學校與學生的需要上，並且以更積極的態度，接受新的學習與教學方式。」
（本文作者為元智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