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曾經失去自由，穿上囚衣在裡頭住過，否則你絕對不能體會鐵窗內的生活。這是個想像力無法模擬的複雜世界，暴力、責罰、猜疑、防衛、不安、焦慮、痛苦、無奈，人間最赤裸的殘酷，時刻都在這層層包圍著監視器與防護網的水泥高牆內上演。然而，穿過筆直的水泥路，在三月綠油油的青草地上，我竟看到幾張輕鬆的笑臉。
「我們平常都是在教室內上課的，這裡的規矩很多，很難得能夠到室外上課，今天剛好是要拍照，才有機會出來吹風、曬太陽。」陳文慧一邊說著，一邊拿著相機，為男人們抓取最生動的表情，一半鼓勵、一半開玩笑，在大夥起鬨的笑鬧聲中，被拍的主角有人紅了臉，也有人自然地擺出得意的姿勢，「這是要做邀請卡用的，五月四日，我們的寫作班就要舉行結業典禮了，班上同學說好了，要邀請大家來看我們作品。」
大哥級人物自我介紹會發抖
回到教室用過午餐後，寫作班的同學們開始下午的課程。在春天微風的吹拂下，這些自封為陳文慧「不字輩」弟子的大男人們從主流的金錢價值觀，一路討論到男女關係。
談到何春蕤「豪爽女人」的主張，同學間一陣辯論，不誌說道，現代的女性正改變，不再像過去那麼沒有自主性，必須凡事依靠男人，不照則認為，婦女運動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看到男人的自尊心：「其實，男人真的很脆弱，也很好騙，只要自尊心被滿足了，什麼都好說。」
很難相信，這些話竟然會從這些同學的口中說出來。一般對男子漢的刻板觀念，都是不輕易吐露心事，更何況，在監獄裡？就像不強在課堂上所說的：「在這裡面，沒有所謂的信任。大家會盡量避免提到自己的私事，免得被傳開了，變成別人的笑柄。」為了自我保護，每個人無不刻意築起心理的高牆，但是，北監寫作班的同學，為什麼會這麼公開地在彼此面前「洩自己的底」？
「因為時間累積了信任。在這個班上，大家都有個默契，不會把同學的心事說出去。」陳文慧說，這樣的信任並不容易，如果不是大家有心共同努力，不要說是心事，恐怕連最基本的討論形式都不可能出現。
「我還記得，班上同學第一次進行自我介紹時，大家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有個同學甚至全身發白，汗水直流，緊緊地握著桌角的手不斷在發抖，好像只是說出短短的幾個字，都會讓他窒息。」會說不出話來甚至全身發抖，原因很複雜、也很簡單，因為自我介紹就像一面鏡子，迫使已被社會定罪成「壞人」的同學們重新面對自己的歷史，為過去和現在的自我下定義，而每個人的心中也在各自估量，怎樣拿捏說與不說間的「分寸」。
經過一年半多寫作班的相處時間，如今，再玩自我介紹的遊戲，同學們已不像當初那麼緊張與沉默，取而代之的，是侃侃而談與坦然自若，不僅因為每個人在分享文章和心得討論間漸漸熟悉彼此的語言、過往和價值觀，也因為友誼的橋梁在一次次的矛盾撞擊間逐漸變得穩固起來。
談情說愛 重新找尋自己
「寫作班的同學常跟我開玩笑，說我根本就沒有教過他們寫作的技巧。」今年四十二歲，擁有一個古典的筆名「蕭荷」以及近四分之一世紀寫作教學經驗的陳文慧含笑表示：「其實，我是將技巧融入在生活中。因為如果沒有情感的抒發，就沒有辦法寫出好的作品。」
監獄中的生活很單調，為了幫助同學挖掘寫作的題材，開發文思的泉源，陳文慧不斷向自我挑戰，用盡不同的媒材，嘗盡各種上課的方式。
她和同學聊天，分享她自己的成長過程和生活經驗，討論什麼叫做真愛，觸動同學想起、說起他們塵封的記憶，然後再藉機會問問題，在心理戰和口水戰中，導引同學們進一步挖掘內心世界。
她帶來盛開的花朵，讓同學們欣賞自然的美麗和香氣；她帶來藝術的畫作，讓同學們和大師對話；她也和他們玩遊戲，在虛擬的拍賣場中，競爭購買愛情、親情、健康和才氣，讓同學說出自己渴望的美好事物；她讓他們聽音樂，感受古典、搖滾與爵士的情緒；她還陪他們看優質影片，在《英倫情人》、《心靈捕手》等故事裡剖析人生。
包括大哥級的人物在內，班上的同學，有人在《再見阿郎》時掉下感動的眼淚，有人在訴說失敗的戀情時痛哭失聲，也有人坦白說出觸踏法網前後的心情轉變。雖然在暴露了柔軟內心之後，有人會因為無法面對他人與自己而短暫「消失」，但最後大多還是選擇再回到寫作班裡。
在日復一日的「談情說愛」中，每個同學都用不同的方式來找尋自己，也嘗試在未來的經緯中定位自己。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的不致立志出監後，要當個行俠仗義的大哥，來自眷村的不璽邀大家入夥，將來一起開家收容流浪少年的孤兒院，已經坐了十四年的監、正在等候假釋的不照則感性地說：「不論如何，至少我出去之後，知道該怎樣尊重女人，和女人好好相處，不會像以前一樣，雖然對她們好，卻還是以自我為中心來做決定。」
再也不會看不起「穿裙耶」
寫作班的成員背景和學歷相距甚大，有人只有國小畢業，有人是留過洋的碩士，有人是珠寶商，也有人是幫派的大頭頭，有人的文筆本來就很好，也有人一開始只是抱著來看影片、打發時間的動機。
面對程度不一的學員，要上好課很難，要讓他們說出感性的話更不容易，一開始，陳文慧可以說是吃盡閉門羹，對著將近二十個毫無回應的學員，在台上足足唱了三個月的獨腳戲。
「憑什麼讓我們來上你的課？」「一個女人，能教給我們什麼？」面對充滿挑釁的問題和等著看好戲的眼光，如果沒有不服輸的毅力，一般人早就怯場離去，但是這個打破北監慣例，第一個進到此地從事教化工作的女義工，卻堅持忠於自己的選擇，即使被氣得私下落淚，還是風雨無阻固定到北監去，甚至將上課時間從每個星期兩個小時，延長成兩個早上，到現在的三個整天。
終於，大男人們被她的真誠和耐力所打動，接受了她，還出面「挺」她到底。他們覺得她「天真到笨得可以」，怕她太容易受騙，於是主動告訴她社會的黑暗面、獄中的情景；他們發現她的身體太爛，所以幫她剪來報上的保健專欄，告訴各種食療偏方；他們也為她在獄中宣傳，造成獄中弟兄相約收聽她廣播節目的盛況；有一次，她在監獄裡遇到一整個工場的同學，同聲叫她「文慧」；她從沒和楊雙伍見過面，有一天，卻收到他送來的「松竹梅」墨跡。
在寫作班的同學眼中，陳文慧是個「亂七八糟」的人，和凡事都過於規矩的監獄，恰巧形成強烈的對比。但也因此，同學感覺到，「上寫作班的這一天不算『關』，而是一種放鬆和休息。」而她的「說到做到」和「別有用心」，更讓許多原本看不起女人的大哥徹底服氣，有個學員在移監前，就大剌剌地丟下一句：「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會看不起『穿裙耶』了！」
五月文藝節 不字輩要出書
除了課堂上的互動，陳文慧也將關懷的心擴及到班上同學的家人，不時打電話和他們的母親、子女聊天，也幫同學轉達思親之情。文筆好卻不喜言談的不欽就提到，他很感謝陳文慧對他兒子的照顧，特別是在他的照片全都被獄方沒收後，還願意幫他拍照，寄給他的妻子和兒子看。
每個同學曾經說過話、寫過的文章，陳文慧幾乎都記得一清二楚，而同學出監後，她也盡量和他們保持聯絡。一年前，第一個出監的同學出來那天，她還特地跑到台北監獄，躲在門外偷看他有沒有家人展臂迎接，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為了不讓他再度走上歧途，她先把他帶回自己的寫作班教室，然後再送他回家。如今，這位同學已經回歸社會的常軌，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且三、五天就會打一通電話給她報平安，遇到工作上的疑難雜症也會主動找她討論。
曾經，有同學提醒她說：「老師，你不可能掌握每一個人的行蹤，這是連他們的母親及身邊的女人都做不到的事。」但是，事實證明，她真的做到了！寫作班幾個已出監的同學，不管是打電話還是會面，都和陳文慧固定保持著聯絡。這些同學中有人做業務、有人做工、有人帶旅行團，有的正準備結婚，每每獲知這些令人興奮的正面消息，都會讓她開懷不已。
「在寫作裡，同學的靈魂找到了出口。一邊記錄生命軌跡，一邊整理思緒，既可抒發情感，也是對自己內在的給予理性的觀照，有心理治療的作用。」在尊重個人寫作風格之餘，她也期待，寫作也能變成同學們的專長甚至副業：「就算稿費不多，可是至少他們的小孩在收到錢時，能夠驕傲地對別人說：這是我爸爸寫文章轉來的喲！」
經過溝通和討論，北監寫作班的同學們同意了陳文慧的想法，決定和她一起出版《子母書》，把一年多來在獄中寫成的作品發表出來。今年的五月四日，文藝節那天，是北監寫作班的結業典禮，也是同學們和陳文慧預定的新書發表日。你也許無法完全體會鐵窗內的生活，卻可以接受這個文字的邀約，用了解和體諒來貼近他們的內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