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救了你，改變了你？」過去，每當有人這樣問林建隆，他總是楞在一旁，不知如何以對，彷彿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在嘗試以文字重現青春軌跡的過程中，他終於找到了最簡短而適切的答案：「從小我就立志要當詩人。我想，是這件事救了我！讓我從一個被管訓的『甲級鱸鰻』變成詩人和教授。」
天外飛來的報紙種下詩的種子
略為黝黑的皮膚，原住民般誇張的雙眼皮、獅子鼻配上清秀的眉毛、斯文的嘴唇，沙啞的聲音帶點磁性，說起話來豪氣與詩意並具的林建隆，來自基隆月梅山一個礦工的家庭，從小在俗稱「流氓坑」的田寮港礦區長大。
田寮港的「流氓坑」曾經是日本政府管訓台灣浪人(流氓)的地方。慓悍而邊緣的歷史淵源，加上地處偏僻，使得宛若貧民窟的「流氓坑」賭風相當鼎盛，礦工們透過賭博的刺激來驅除每日在地底下與死神搏鬥的心理陰影；由於一切家計全都依靠最原始的體力勞動，打架成為礦區男孩們必經的成年禮，藉由長年的肉體相搏累積在黑暗坑道中討生活的體能和勇氣。
在「流氓坑」的大小賭場間，林建隆度過他天真的童年，也獲得最特殊的學前啟蒙。他在麻將和四色牌裡學中文，在骰子和牌九中懂算術，從梭哈上的ＡＪＱＫ認識英文字母；小學一年級時，他就被老師指定擔任班上的小老師，上了二年級，卻因為必須對抗鄰近「山東村」小孩的暴力威脅，而開啟了打架的歷史，從此遊走在「好學生」和「相拍雞仔」互相矛盾的雙重性格之間。
一九六○年代中期的田寮港煤村還是文盲的聚落，大人是不讀書的，小孩平均也只上到國小而已，全村連一個訂報紙的人家都沒有，直到小學四年級，林建隆才第一次知道報紙的模樣。那一天，他在礦場上的煤堆上玩耍，忽然有一張舊報紙隨風迴旋飄來，他好奇地翻開報紙，看到醒目的「副刊」二字，然後試著閱讀上面的小說、散文和新詩。那時，他還不知道，這天外飛來的篇章在他內心所播下詩的種子，竟會長成盤根錯節的大樹，並且在日後成為支撐他脫離沉淪歲月的最大力量。
因為對詩的神奇文字組合深深著迷，從那天起，每天放學後，田寮港碼頭邊的人們，總可以看到林建隆光著腳丫，穿著他那一身美援麵粉袋裁製的小衣小褲，頂著胸前「中美合作」的印字，游牧在那些依附於酒吧前騎樓梁柱的報攤間。每回有美國大兵的高大身影逼近，報攤的小販就會高聲斥責、驅蠅般地趕走這位根本買不起報紙的礦區小孩，而在長期搶時間「白看」的訓練下，林建隆也學會了用一盞茶的工夫，擄掠完所有在報攤上副刊的新詩。
流浪在賭場與賭場之間
「偷讀白看」的浪漫時期在國二時畫下休止符。由於家境貧窮，全家十口只能像三明治般地擠在九坪大的礦寮，隆冬夜半醒來，總見到稚弟臉上掛著淚水，林建隆心中暗下決定：「我要離開這個家庭，不管流浪到哪裡，我一定要離開這個礦區。」從念書起年年都是作文冠軍的林建隆，逐漸逃學、逃家，他天真地以為，只要自己離去，便能立即舒緩父母的壓力。
十六歲那年，林建隆開始了流浪的生涯，像一匹年輕的野狼，從一個賭場浪跡到另一個賭場，任憑武士刀在他身上刻上鬥狠的痕跡。他回憶道，有一次，在賭場贏了很多錢，那些百元券疊起來，竟到達他腰部的高度，他飛也似地把大包小包的錢帶回家中，希望博取母親的歡心，卻只換來母親傷心的眼淚。結果，不消二十四小時，那些錢在隔日的賭局又被他輸個精光。
一九七八年春天，林建隆因為「殺人未遂」的罪名被法院判刑五年，本來已經放棄上訴、隨時準備服刑的他，卻在交保期間，被警方依「動員戡亂時期取締流氓條例」移送到警備總部管訓。
在管訓中心，足踝上掛著重達三公斤的腳鐐，日復一日上工挖土堆，重複著如「薛西弗斯」推石般的苦役，曾經也計畫過要脫逃，但親情的力量繫住了他。半年後，他被轉送到位於桃園龜山的台北監獄，雙足總算告別沉重的鐵鍊，入獄第一天，看到灰色水泥建築上「監獄如學校」的標語，卻也讓在國中時將學校視為監獄的他，內心油然生起諷刺般的強烈張力。
初入台北監獄，林建隆和將近二十個囚犯共住在約五坪大的新收房裡，同房的一個弟兄是學化工的工程師，看的卻是文學和哲學的書，其中一本梭羅的詩集《華登湖》特別引起他的注意，也讓他回想起小時候立志要當詩人的志願。
「詩人，應該是美麗的。為什麼現在的我，卻變得這麼醜？」驚醒的本心猶如肥料，讓一度凋零的詩樹再度長出新芽，就像找尋到蜂蜜的飢渴黑熊，林建隆生吞活剝任何有文字的東西，就連一般新獄友非常寶貴的「放風時間」，他都巴不得可以取消掉，好一口氣讀完工程師借他的各種書籍。
宏德補校裡的模範生
不久後，獄方將最後一排工場改建成「宏德補校」，開始在獄中招收學生在獄友的幫忙下，林建隆進入補校的高商部，順利地重拾課本。上國文課第一天，老師問到他的學歷，他半開玩笑地回答：「大學。」隨後又補充道：「準備考大學。」把全班逗得哄堂大笑。
同學們的笑聲該是一種互相的自我調侃，在那個大學錄取率只有百分之十幾的年代，有幾個監獄裡的囚犯會認為，自己有機會可以擠進那扇充滿光環的窄門？然而，林建隆卻「假戲真做」了起來。這一念之間，改變了他的命運。
為了在念完高商部後，能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在應付學校的商業課程之外，他請母親和妹妹收集來所有的國、高中課本，一步步地按著自己私訂的「三年投考計畫」走。結果，在半年內，他就讀完了全部的國中課本，雖然還不會英語發音，但已能用字母拼出字詞，了解句子的意思；接下來的一年半，則自學高中科目。
兩年苦讀下來，林建隆的體重從七十五公斤掉到五十九公斤，認真態度讓他被封為宏德的「模範生」，也帶動起同學的讀書風氣，每次下課，都有人找他詮釋古文、討論英文文法、幫忙解方程式，而教誨師也自費買來模擬考卷，在高二的暑假，義務抽空幫他演練考題。
好不容易熬到高三，模擬考分數也直達第一志願的標準，林建隆卻面臨假釋的困境。假釋，一般囚犯所認為的天大喜事，對林建隆而言卻是個噩耗，因為這意味著將失去考大學的機會，他向司法部要求服滿五年的刑期，或者念完補校後再假釋，但陳情書卻被駁回，最後還是難逃被遣返警備總部繼續管訓的命運。
在廁所裡念書考大學
假釋出獄那天，他再度被送進警備總部管訓中心，行李裡面裝的是上百本的教科書和參考書。管訓中心不比監獄，看自己的書，是個絕不能逾越的禁忌，卻無法阻擋林建隆考大學的決心。
戴著九公斤的腳鐐，白天，和脫逃隊員一起受折磨，晚點名後，他就利用熄燈前約一個小時的寫信時間，將記憶中比較難的數學公式和英文字句，抄在碎成紙片的信紙上，隔天，只要一得到幾秒鐘的喘息時間，便取出一片信紙，過目後，立刻揉成紙粒丟掉，然後在腦中搶記，每天入睡前，他則用力搜尋儲存於大腦中的史地，反覆默念，直到入眠，用不看書的讀書方式來維持記憶。
幸虧有監獄教誨師的幫忙，讓他回去宏德補校參加高職同等學力檢定考試，而管訓中心的輔導長，也冒著被上級處罰的危險，讓他假裝掛病號，徹夜躲在廁所裡念書，還掩護他出去參加聯考。就這樣，蹲在臭氣熏天的尿液和糞便味邊，他度過考前的三個禮拜，然後在兩位中尉小隊長帶槍陪考下，一筆一畫寫完答案卷。
雖然順利考上東吳英文系，但警備總部的上級長官卻震怒萬分，不願讓他結訓，最後，輔導長只好再透過關係，讓這件消息上了報，才終於換來他的自由。
一九八一年九月中旬，二十六歲的林建隆拿到管訓隊的「離訓證明書」，正好趕上東吳大學的新生註冊。回到田寮港，家裡已經有好幾封信等著他，除了不知名的善心人士和鄰居街坊捐助的學費外，還有一封署名是端木愷、要他一定要排除萬難念完大學的信。
那時，他並不知道端木愷就是東吳大學的校長，直到大二時，因受某種刺激想要辦休學，才與他見了面，端木愷鼓勵他說，只要他念得完東吳，將來有一天一定會回來執教的。
後來，林建隆果然在岳父母賴子欽和賴林碧雲的資助下，和妻子一起赴美留學，當美國AIT的人簽發他的證照時，直呼不敢相信台灣有這種人。在美國，他受教於美國重量級的女詩人Diane Wakoski，結果不到四年就獲得英美文學的博士學位，還獲聘回東吳大學英文系教書，應驗了端木愷的預言。
教書寫詩不改流氓性格
雖然「浪子回頭」，但是林建隆的故事卻沒有在「從此過著快樂良民生活」的庸俗結尾中畫上句點。就某個意義來說，他依舊是掌握主流價值體系的「官方」感到頭痛的人物，深蘊在他血液中的「鱸鰻」性格從未消失過，只不過，年少的叛逆變成敏銳的批判意識，賭場間的流浪化作社會運動場域的奔走，江湖義氣轉為同志間的扶持相挺。
回國七年，在教學工作外，他加入了本土的「笠詩社」，在「綠色和平電台」連續三年主持介紹本土文學的節目，也曾經在主張激烈改革的「台灣教授協會活躍一時」。
為了推動政治改革，他慨然加入民主運動，甚至代表民進黨參選基隆區的立法委員，又因為看清政治的現實，不顧支持者的反對遠離政治、回歸文學；民進黨才剛贏了總統大選，他卻已經開始準備好要做個監督者，就像「拍馬屁的文章不叫文學」一樣，身為詩人的他，立志要做個永遠的反對黨。
他的社會關懷並不限於政治，他談環保、談文化，更主張眾生平等，以動物詩為動物權代言，長期擔任「關懷生命協會」的諮詢委員，還為了台灣瀕臨絕種的黑熊到台北火車站街頭朗誦詩作。
他的「鱸鰻」性格也表現在《流氓教授》的寫作企圖上，他希望這本不只被當作自傳、勵志文學，也可以被當作「問題文學」，讓社會從他這個「問題」人物的故事縮影中，反思社會對待邊緣青少年的態度，以及流氓管訓中心和監獄中種種不人性的管理方式。
「教而不教，教是不教」，近年來不斷到監獄演講、鼓吹「教化藝術化」的林建隆說，在我們檢討「被教」的青少年時，必須先檢討自己的價值觀和行為，更重要的是，不管小孩們做了什麼事，我們都應該「在屋簷下點一盞足夠明亮的燈，讓小孩在回來時，找得到回來的路。這盞燈，就是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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