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乖乖的執行上面的政策，不但是位高權重，還可以要什麼就有什麼。但名利、富貴不值一提，活了九十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對得起台灣的這一代，甚至是下一代。』」
「育才希聖哲，挑李豈三千，學海聲華煥，儒林志行堅，著述光邦國，研究領群賢。」三月四日下午，吳大猷走了！留下這首故總統嚴家淦先生贈予他的這首詩，給予後人追思感念。
促進台灣科學發展的推手
滿頭發亮的銀髮，四十年前的舊西裝，手持柺杖，腳下踩著一雙老式的皮鞋，晚年的吳大猷，就是這麼一副「瀟灑」的形象。有人說他是科學怪老子，也有人把他比喻成現代的愛因斯坦，而他在物理研究及教學上的重大貢獻，更使他被尊稱為「中國物理學之父」。
民國前四年出生於廣州的吳大猷，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密西根大學深造，在短短兩年內，就取得碩、博士學位，回到中國北京大學教書時，還未滿三十歲。
吳大猷的學術研究及論著廣及核子散射、原子分子結構及光譜、氣體與離子體運動論、統計物理及相對論等領域，他曾經手算錒系元素的電子軌道問題，推測應該還有更多元素存在，此項推論後來被學界實驗證明是正確的。曾經獲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的他，是將量子物理引進中國的第一人，也是帶領台灣科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推手。
一九六七年，在當時中研院院長胡適的力薦下，蔣中正聘請吳大猷到台灣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科學指導委員會的主委，當時正在加拿大主持一個國家研究室，學術地位在國際上到達顛峰的他，以寒暑假回國的方式，在十多年間兩地奔波，為台灣擬定了十二年長期科學發展政策，成立了國家科學委員會，並且擔任在台恢復編制的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長一職。
一九八三年，已經七十歲、自美國退休在台定居的吳大猷，接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重擔，在長達十年的任期內，先後催生了原子科學、分子生物、生命醫學、天文及天文物理、中國文哲、台灣史等研究所，之後又與吳健雄合力推動成立「同步輻射加速器研究中心」，奠立了台灣進一步發展高等物理、化學、醫學、生物等基礎科學的基礎。長年對於台灣學術推展的努力，也讓他贏得「台灣科學之父」的稱譽。
有評無類 直言力諫
一九五六年，應胡適之邀，吳大猷第一次到台灣在台大及清大講學，當時擔任他助教的前清大校長沈君山，曾經為文形容吳大猷：「最喜歡『講評』，講是講物理，評是評時勢。」
在沈君山眼中，為台灣學術奉獻了三分之一生命的吳大猷，一直是個講究學術良知、「有評無類」的人。李遠哲也表示，吳大猷過去經常在民生報寫文章批評時勢與政府，也經常為文罵人，這是吳大猷最快樂、最具生命力的時候，也可能是他之所以長壽的因素。
在九稚大壽時，吳大猷說，他覺得自己一生中所做兩件「對得起台灣」的大事，第一件是延續了台灣學生出國留學的制度，第二件則是阻止台灣發展核子武器。
一九六○年代，台灣學生留學的風氣日益鼎盛，每年都有將近二千人出國深造，但回國服務的人數卻相當少。對於這種狀況，蔣中正頗為不悅，因此下了道命令，決定「日後將停止學生出國留學」。當時，吳大猷剛被蔣中正延攬回台，而這項政策又相當明確，因此，朋友勸告吳大猷，千萬別跟蔣中正提這檔子事，不料，他跟蔣中正見面時，不但一見面就談起此事，而且還主動表明，關上留學大門可能會帶來的負面後果，因為他的直言不諱，讓蔣中正打消了這個念頭，也避免了一場台灣「閉關自守」的學術災難。
不久後，國防部又提出需耗資一億四千萬美元的原子武器發展計畫，由於當時的國防部長是蔣經國，所有的政府官員沒有一個敢打聽這個計畫究竟是不是蔣中正的主意，只有吳大猷寫了一篇措辭頗為強烈的分析報告，單獨一人卯上了國家安全會議，後來蔣中正接納了他的意見而停止這項計畫，但他也因此與蔣經國交惡，兩人關係長期處於冰凍狀態。
在擔任中研院院長的十年間，為了兩岸學術交流的問題，吳大猷也數度上書諫言，直批層峰。一九八八初，政府剛開放兩岸探親，他就力促政府同意中研院代表赴大陸參加國際科學總會年會，以爭取維持會籍﹔一九九三年，他更六度上書給李登輝，力爭到大陸訪問的機會，主張解除「附匪院士不得來台」的禁令，還聘用「台獨分子」到中研院擔任研究員。在當時，這些衝撞政治禁忌的舉動都可被扣上「通匪」、「台獨」的政治大帽子，可是吳大猷都心無所懼，充分實踐對「學術自由」的理念堅持。
致力教育 教出兩個諾貝爾獎得主
歷任北大、西南聯大、台大、清大等大學物理系教授的吳大猷，一生作育英才無數，孔令晟、沈君山、李榮章、吳茂坤等人都出自他的門下，而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教出楊振寧和李振道這兩個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
對於吳大猷當年在學問及做人上的教導，楊振寧與李振道一直深感在心，而他們兩人和吳大猷之間的師生情誼，也相當令人動容。幾年前，已經七十好幾、在美物理界獨霸一方的李政道，親自推著輪椅陪吳大猷遊北京﹔吳大猷八十大壽，李政道專程搭飛機來台祝壽，吳大猷也親自到機場迎接﹔而對於兩位高足在學術上的表現，吳大猷也曾謙虛地說：「我從前是他們的先生，但今天我做他們的學生恐怕還趕不上呢！」
吳大猷不只對學生謙虛，平時做人也很客氣，雖然常被報章媒體尊稱院長、主委、大師、台灣科學的巨人等，但實際上他並不喜歡別人叫他的頭銜，他常說，他自己是個很平凡的人，希望別人稱他「吳先生」就好了，而他對別人也同樣是以某某先生相稱。
在《八十自述》中，吳大猷自言是個終身愛讀書的人，而不論是擔任公職或在退休生涯，他也真的始終沒有離開教書的崗位。一九八三年從中研院退休後，年已八十七歲的他，仍每周到清大授課，並且親手寫講義，對於上課內容的要求，就像三十幾年前一樣，絲毫「不放鬆」。
對學術、對教育，吳大猷一直都保持熱切的關心，前兩年，憲法教科文預算下限保障被刪時，他就嚴厲批評政府「做了一件很笨、很沒眼光」的事，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他也是不斷感嘆，台灣的高等教育不能只做量的擴充，更要著重質的提升，而且也應該破除「形式主義」，讓學生對學術真正的了解並培養興趣，即使在病榻中，他憂國憂民的情操仍是溢於言行。
「我對得起台灣」，多麼簡單的一句話，卻不是每個人都能向吳大猷一樣能夠坦蕩無愧地說出來。我們無法得知，這句話是否會是他自己最鍾愛的墓誌銘，卻不免遺憾，在這個時代，像他這樣淡薄名利、風骨凜然的學術巨擘，已經不太多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