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最大的價值，就是容納各種聲音、提供大眾討論的空間、傳達具有意義的思考方式。編輯部日前收到一位讀者的長信，對於兒童讀經這個教育議題，非常用心的蒐集資訊、引經據典的表達了他的想法與憂慮，在此與各位讀者分享，也希望集思廣益，在大家腦力激盪下讓教育做得更好。以下就是這封信的部分重要內容：
貴刊以財經報導為主軸，卻能特闢「教育二○○○年」專題，長期關懷、報導教育問題，對於貴刊之苦心、眼光，乃至擇善固執的勇氣，本人深感敬佩。
不過，貴刊第九十九期有篇（三字經、千字文，現代小夫子讀古書）的文章，報導「兒童讀經」的新風潮，我很用心的看過後就有一股衝動，想投書貴刊唱反調。我的同事之前也在推展是項活動，我曾經勸阻過，雖然勸阻無效，但也因此對它特留印象。巧的是，收到貴刊當日（十月十五日），《工商時報》也有專題報導現代人讀古書的問題，也談到了「兒童讀經」的情形，報導中說兒童讀經「蔚為世紀末的新風潮」，再看完貴刊的文章，我才驚覺原來孤陋寡聞至斯，對於這項快要席捲到全台每所中小學的世紀末新風潮，竟然毫無認識。
就如同我曾經勸阻過同事一樣，對於這項活動深不以為然，而在中小學校內「蔚為世紀末的新風潮」，更深以為憂。本來看完貴刊當期就想投書，卻自忖「功力不夠」，對於「百年樹人」的教育大計，何敢胡贊一辭。何況，從報導中得知，這項讀經活動的原始推動者是在師範學院教書的博士，學問自然了不得，我卻非科班出身，甚至連學院的門都進不了，更不敢布鼓雷門、胡吹亂擂。尤其，既已蔚為風潮，我哪敢以一敵眾，獨唱反調，作「人民公敵」。
不過，日前碰到的事，卻再度激起內心的衝動。前思後想，決定還是把我的「偏見」陳述出來，就教方家。但願真能「拋磚引玉」，讓更多的高人來會診這股「世紀末的新風潮」，如果其效益真有如報導中所說的那樣好，那麼恭喜天下父母、學子，也寄望教育當局大力推動。可是萬一，有我所杞憂的弊端隱伏，也請大家正視，加以調整修正。
胡適、陳之藩都討厭讀死書
日前我碰到的事是這樣的：我到小理髮店理髮，老闆娘邊工作邊打罵小孩子背書不用心，六十個字竟然背了老久背不好。我看了這種管教方式，內心頗為孩子叫屈，卻也好奇什麼文章竟然短到只有六十個字？原來在背唐詩五言絕句三首，跟孩子搭訕後才弄清楚是老師規定的讀經功課。我更好奇了，問他老師是怎麼教的？順便借他手中的「經書」來看。他表示老師根本沒有教，只是教人回家背，平常只會抽背，正式考試不會考。我愣住了，隨即想到我同事的讀經班也是這麼教的。
而參考貴刊的報導，如果我沒會錯意，一般的讀經班都是這麼教的。我驚得呆了，教人背誦古文而無講解，這種教法不正是十三經中的《禮記》所批評的「呻其占畢」（只會讀文字，卻不曉文義）。《禮記》批評這種教法，「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拂）。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然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學記））《禮記》的這種悲觀看法，與報導中的那些樂觀看法，形成了強烈對峙，兩造看法誰是誰非？教育是攸關國命民脈的百年大計，馬虎不得，值得我們細細考究。報導中推動者說，「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理解與艱深與否，並不是這個階段學習的重點。」個人以為，這種看法未免失之「武斷」，實不敢苟同。而且這種只見其利不見其害的態度，更令人擔心：恐怕利尚未見而害已生，且其害尤過於利者。
容我說兩則故事。
胡適先生在其自傳《四十自述》一書中，回憶童蒙時候讀私塾的情景：老師教學生通常是「念死書、讀死書，先生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以致學童念得毫無趣味，有人就「常常賴學」。可是小胡適因為母親送給老師的學金特別優厚，要求老師要為他「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而受到「特別待遇」。胡適先生表示：「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另一則是胡適先生的忘年之交陳之藩先生的故事：「十來歲，每當暑假一到，我父親總讓我背唐詩，這對我來說，不只是一種負擔，可以說是一種痛苦。一首律詩竟長至八句，最多我只能背得出前半來。……下面的四句一定背不上來。因為五六句多是典故。不懂，不容易記，自然也就背不過來。父親此時一定是怒目而斥；甚至拳腳交加，我挨一頓大打。」（引自陳之藩：《一星如月》）
陳之藩先生是著名的科學家，而又一手好散文清遒粹美，實才子也。可是背文句不懂的唐詩，卻「背不過來」，視之為「痛苦」的差事。聰明如陳之藩先生都感到「負擔」、「痛苦」，我不禁懷疑，當前這股「新風潮」，會如報導中所說的那麼輕鬆、歡喜。加上胡適先生的閱歷（同學念得毫無趣味，「常常賴學」）、不知甚解（「念古文而不講解，……全無用處」），我更擔心有人會成為風潮之下，無辜的「白老鼠」（實驗犧牲者）。
民國十六年，梁啟超先生曾著文（學校讀經問題），雖然也贊成學童讀經，其中一個理由還與當前推廣者所持相同：「學童幼時，常利用其記性，稍長乃利用其悟性。蓋悟性與年俱進，不患不濬發，若記性則一過其時，雖勤勞十倍，亦難收效。」鼓吹兒童讀經的人，看了這段話，可能要對梁啟超先生惺惺相惜，引為知己。可是梁啟超卻也深知「讀經之難」，主張學童所讀之經，「非刪」、「非編」不可。讓經書「文從字順」，「能使兒童理解」。豈是當前這種「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呻其占畢」的教學法。
再說，能夠「滿腹經綸」，固然了不起，卻也不值得標榜、鼓勵。記得去年《今周刊》訪問過聯電董事長曹興誠先生，曹先生曾表示以前看作家李敖筆下引經據典議論風發，非常佩服。可是現在有了電腦，集合幾個學問各有專長的人合作，李敖先生那套本領，極易凌越。把古書內容存進電腦，方便搜尋，是必然的趨勢。指尖微彈，古書的資料就可以隨君所欲，排列組合成有用的資訊。在這種情景下，決定學識高低的關鍵，在於洞察力，有沒有「滿腹經綸」已不重要。何況，不管是個人學識，還是社會文明的增進，主要取決於「思考模式」的良窳，根本不是記誦能力。捨棄科學的新法不用，卻企圖以「土法煉鋼」的老法「作育英才」，成績恐怕會如孟子所言：「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讀經為何不需注解？
清朝大學者俞樾埋首研究古籍數十載，成績也出類拔萃，而其心得是：「古書簡奧，文義難明。」文義難明的程度，讓專家都經常弄錯。另一位不世出的讀書奇才經學大師戴東原，他十六七歲時，《十三經》注「無不能背誦」。起初讀經書時，不知道「從字義明經義」之法，「啟而讀之，茫茫然無覺。」直到一日，「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定。」研究經書的行家無不認為經書難明，非從明字義下手不可。在下愚魯，想不透推廣者憑什麼斷言讀經不需注解？不需讓學童理解經文意思？
推開難讀的儒家經書不論，其他有幸被選為教材的「經典」就容易讀嗎？其中包括許多古時候的童蒙課材，如《三字經》、《千字文》、《弟子規》等一般人視為「淺白」的讀物。這些書果真就「文從字順」，「能使兒童理解」？胡適曾說，《千字文》頭一句「天地赤黃，宇宙洪荒」，他一直不懂作何解釋。筆者愚蒙，更不知何解。可否借此機會，請提倡讀經人士為我們解答。除了文字不合義理外，即使「文從字順」的部分，也多典故。不識典故，怎麼通曉文義？再如理髮店那位小朋友所讀的《唐詩三百首》就簡單了嗎？前面所舉陳之藩先生幼時背唐詩的故事，已經說明了答案。遑論其中還收有懷春閨怨的詩句，更不知讀了之後對孩童的人格有何助益？
筆者相信，提倡兒童讀經的人士立意是良善的。「陪公子讀書」的精神，也讓人欽佩。可是，讀中國古書時，也請勿忘西洋人說的話：「通往地獄之路，往往是善意鋪成的。」這股由民間發動的兒童讀經風潮，結合學校推波助瀾，來勢洶洶，其影響力既壯且闊。唯其如此，更應謹慎從事。畢竟事關莘莘學子的教育，「茲事體大」。李白的詩說：「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緩步從直道，未行先起塵。……」這樣的情景，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