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矽谷創投的合夥人制，台灣創投業雖引進自矽谷，制度上卻多採專業經理人制，經營人事難以更替，間接限制了創投人力的發展與資金來源的多元性。
千禧年至今造訪矽谷超過十次，我不停探究，為何同樣有半導體與電子業的發展背景，二十年來矽谷已多次轉型邁向新經濟，台灣卻仍在硬體代工思惟打轉。
除了由頂尖學府與科技企業構成的生態系聚落，並見證指數型成長在各領域的破壞威力（詳見文末QR碼），矽谷另一個難以匹敵之處，在於成熟而多元的創投產業特色與人力結構。
矽谷的創投機構，創始合夥人多半有創業及投資的雙重經歷，並由兩位以上合夥人一同入股、募資與經營；合夥人各自帶著小團隊進行早期投資，投資決策由合夥人共同決定；基金投資期間雖有管理費，但合夥人報酬主要來自投資獲利的分紅，旗下投資人員除了累積參與投資戶的創建經驗（Venture Building），也有機會分紅，作為日後創業或成為創投合夥人的基礎。
台灣創投業雖然引進自矽谷，但或因當初由政府與金融機構發起，再加上法規問題，制度上多採專業經理人制，資金多半由董事長出面募集，投資決策由總經理列席的董事會決議。總經理以外的員工並無實質投資決策權；此外由於總經理為專業經理人，通常無法享有典型創投合夥人的二○％資本利得，多數員工更僅能分得績效獎金。
兩相比較下，合夥人制的創投員工在經驗與資本累積速度都快上許多，也容易讓資金與人才在創業角色與投資機構間形成正向循環。更重要的是，在產業快速變動、跨域整合發生的時代，矽谷創投能引進不同科技背景、創業經歷與年紀的人才加入合夥陣容，台灣創投卻因經營人事難以更替，而無法導入理解新經濟的創建經驗與投資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