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有人「靠著意外」，就達到杜拉克這樣的成就。當我問他是否認為他的成就是基於全然的幸運，或者僅是機緣巧合時，他的聲音和周遭氣氛立刻轉換成較嚴肅的調性，他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一旦機會找上門來，你必須要開門迎接它。你必須敏銳掌握住稍縱即逝的機會，而我做到了。」
作者：傑佛瑞．克拉姆斯（Jeffrey A. Krames）
跟杜拉克共處的那個早晨，我發現他家內部陳設就跟外觀一樣， 品味簡單且井然有序，放眼望去除了書、日本藝術品，就是中性色調的沙發跟椅子，不要說存放獎座的房間，甚至連一個這樣的角落都沒有。
杜拉克大約是在六十五年前，以《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九三九）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這本反法西斯主義的書，在當時受到邱吉爾的注意與讚揚。之後，他還受到幾位美國總統的推崇（如尼克森），二○○二年更由小布希頒贈總統自由獎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但是就我舉目所及，完全看不到有這些事情。我提醒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手邊的事情上，別再想這件事了；畢竟光靠錄音機是不夠的，我必須全神貫注，才能在與杜拉克的交談中，不斷拋出對的問題。
不過杜拉克從未讓我有機會取得發球權。他就像是一位在場邊督戰的美式足球教練，早在腦海中演練好前二十套劇本，並且迫不及待地想要實現他的計畫。他上場的第一個動作，是詳盡說明他偶然跨入商界的過程，他也花了一段時間解釋他是如何意外地進入管理學的領域（我還是認為是他創造了管理學領域）。剛開始會感覺他似乎是在跟我開玩笑，像杜拉克這樣的生涯成就不可能是純屬意外，但是等他娓娓道出一個接一個故事後，我終於明白這種說法並沒有錯，也不是故作謙遜；當他說他是「失足跌落管理學」時，他是認真的。
杜拉克告訴我，如果要從「當局者」的角度看待管理，他可說是一無所知，因為他從來就不是一位企業經理人，但這並不表示他對商業興趣缺缺。在移居美國之前，他其實在業界好幾個不同的領域都工作過。杜拉克說：「我曾經待過一家華爾街大公司的歐洲總部，進去當儲備幹部，不過這家公司不在很久了……十九世紀日耳曼猶太人在美國有幾家大型公司，它是其中之一。我受訓的部門是歐洲最早的投資部門……這是美國人先發明的。」
然而杜拉克的機運真是壞到不能再壞，他才剛要起步，股市就崩盤了，朝投資銀行發展的希望就這樣劃下句點。杜拉克和顏悅色地回顧道：「當股市一垮，我成了最後進來也是第一個走的人。」
天可憐見，就在他被解雇的時候，某位同事邀請杜拉克一同前往當地的報社，該報社發行人跟這位失業的年輕人說，他們需要一位專職商業與外國事務的編輯；「一小時後，毫無業界經驗的我就這樣被錄取了。」杜拉克仔細描述說：「我在漢堡見習了十八個月，大部分都在學正確拼寫愛丁堡（Edinburgh）之類的事，因為整整十八個月，我的工作就是寫信封 ！」
他離開漢堡後，當了非常多年的記者，總算可以不用只寫信封了；「尤其是到了美國，卻要替在法蘭克福的英國報業集團工作， 給了我機會去搞清楚許多公司行號。」其中一份報紙就是《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的前身。就連他攻讀公共與國際法博士學位時，報導工作也沒間斷過。
他離開漢堡後，當了非常多年的記者，總算可以不用只寫信封了；「尤其是到了美國，卻要替在法蘭克福的英國報業集團工作， 給了我機會去搞清楚許多公司行號。」其中一份報紙就是《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的前身。就連他攻讀公共與國際法博士學位時，報導工作也沒間斷過。
杜拉克也曾在倫敦的一間國際銀行擔任經濟分析的工作。但也就是這樣，杜拉克說：「這就是我全部的實務經驗……我花了兩年多、將近三年的時間，在倫敦一家小型、快速成長的投資銀行中， 擔任經濟分析與資產管理者的工作……其他的就沒有了。」
一段短暫的沈默之後（安靜到我都能聽到錄音機呼呼的轉動聲），我提醒杜拉克，他的實務經驗不止於此。我補充說：「你是個管理顧問。」杜拉克對此不假思索地回答：「顧問並不承擔風險……唯一的風險就是客戶不再上門而已，顧問的錯誤是客戶在埋單。」他似乎在說這話題就永遠到此為止吧。
杜拉克的轉捩點
杜拉克的轉捩點
杜拉克在一九三七年抵達美國，起先在緬因州博靈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的人文學院教授政治學與哲學。但是如果要他自行選擇，這兩者都不是他真正想教的科目。杜拉克向我透露， 他其實比較想教大一新鮮人如何寫作。他說他十二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能寫，用英文也沒問題，因為「我們從小是在多語環境中成長， 家裡德文跟英文都通，甚至還比較常說英文。」
就在博靈頓任教的時期，杜拉克碰上一個徹底改變他人生方向的轉捩點，一切起因於一通一九四三年秋天接到的電話。儘管已過了六十年，杜拉克複述起來仍歷歷在目，他鉅細靡遺地描述，彷彿不是六十年前、而是六星期前的事情一樣。
一通電話所啟動的學科
「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通用汽車是如何找上我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出的主意。不過得回到一九四二年冬天。」杜拉克望向另一邊，開始說：「從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們就已經搬到佛蒙特州。因為學校在冬天並不開放，我們就在哥倫比亞市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當時我就想在圖書館試著找出企業是如何……被管理的……但是我竟然查不到任何相關的資料。」
就在博靈頓任教的時期，杜拉克碰上一個徹底改變他人生方向的轉捩點，一切起因於一通一九四三年秋天接到的電話。儘管已過了六十年，杜拉克複述起來仍歷歷在目，他鉅細靡遺地描述，彷彿不是六十年前、而是六星期前的事情一樣。
一通電話所啟動的學科
「直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通用汽車是如何找上我的，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出的主意。不過得回到一九四二年冬天。」杜拉克望向另一邊，開始說：「從一九四一年夏天，我們就已經搬到佛蒙特州。因為學校在冬天並不開放，我們就在哥倫比亞市附近租了一間公寓，當時我就想在圖書館試著找出企業是如何……被管理的……但是我竟然查不到任何相關的資料。」
「也沒有人願意讓我進去一探究竟，研究大型企業的內部運作。然而機會來了……六十年前的某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說：『我是保羅．賈瑞特（Paul Garrett），通用汽車公關部門的副總裁；我被指示前來請教您，是否願意針對我們的高階管理作研究。』我從來沒辦法弄清楚，究竟是通用汽車的哪一位希望我來做這個研究—所有人都否認了。」
「我沒有馬上答應，只是問是否可以到公司去走一趟……之後我便去見了當時的副董事長唐納生．布朗（Donaldson Brown），找我的人很可能就是他。我跟他說，布朗先生，這個研究我沒辦法做， 沒有人願意跟我說什麼，他們只會把我當成高層派來臥底的……我說只有一個方法可行，在美國這地方，只要你說你是為了寫書，那麼事情就好辦了。他說不行，我們要的不是一本書。」
「既然道不同就不相為謀……過了六個星期，保羅．賈瑞特再度來電，告訴我經過一番長考，還是請我到底特律再作商討，最後他們總算同意讓我寫一本書……我也告訴通用汽車，除了具體事實的部分，我不會讓他們事前審核我的研究內容……這就是我起步的經過。我花了將近十八個月，到落磯山脈（Rockies）東部，走訪通用汽車的每個部門，寫出一份報告。通用汽車要我公開發表，畢竟這是我們當初談好的條件，然而即使有認識的出版社，卻沒有人認為這一本書會有什麼銷路……」
「就衝著之前為我出版的兩本書都算成功，我的出版社還是發行了這本書……結果大為暢銷。這就是我如何踏進管理的過程…… 但實際的內部運作，老實說我真的是一無所知。」
《企業的概念》（一九四六）的問世，讓人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通用汽車這類大型企業的內部運作，連缺點瑕疵都一清二楚。這本書堪稱是分水嶺，它主張的分權決策（decentralization），也就是讓決策權在組織內部層層下放，實際貼近真正的執行者，因為早了好幾十年，得到的阻力也更大。
《企業的概念》（一九四六）的問世，讓人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通用汽車這類大型企業的內部運作，連缺點瑕疵都一清二楚。這本書堪稱是分水嶺，它主張的分權決策（decentralization），也就是讓決策權在組織內部層層下放，實際貼近真正的執行者，因為早了好幾十年，得到的阻力也更大。
此後不管是這本書，還是杜拉克的其他作品，分權決策一直是重要主題之一。杜拉克強烈感受到，在一家大型企業，就算是一群主管扯破喉嚨向整個公司發號施令，不論這個漣漪傳得有多遠，終究會是一個失敗的方法。
結果至八○年代，名列財星五百（Fortune 500）的大企業中， 有四分之三以上受杜拉克啟發，採用了分權決策的模式。在那本書中，杜拉克也為人性化看待勞工的觀念，提出極具說服力的論證。在那之前，受雇者的人性是被剝奪的、被當成小齒輪或者是「幫手」看待，被視為是成本，而非資產。
杜拉克因此同時主張，勞工們應該被賦予更多的決定權，「使工廠成為一個自我管理的社群」；他詳細地描述了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這一點成為日後許多商業書的核心議題。不過當今商業書的作者卻少有人讀過這年紀超過一甲子的老作品，一本被我稱為現代商業書祖師爺的作品。
《企業的概念》的出版奠定杜拉克終其一生不曾變卦的道路。然而這不是一條傳統的路徑，事實上，就如同此處所描述的，等到書一出版，杜拉克發現自己完全置身在未知的海域：「《企業的概念》確立商業可以成為一個研究主題。」杜拉克這樣對我說。不過他的朋友，博靈頓學院的校長卻告訴他，他會毀在這本書手上。想要在學術領域有所成就，就應該要從事研究、發表論文，然後取得終生教職。當時有位嚴苛的評論者則希望這位「前途看好的年輕學者，此後能將他豐沛的天賦投注在更舉足輕重的主題上。」
越有聲望的研究機構，其成員對杜拉克作品的嗤之以鼻就越嚴重。他的作品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不是嚴肅學者應該自我精益求精的正道（這句話對當今的頂尖學府而言，依舊成立）。杜拉克對此心知肚明，並且不計後果，繼續默默耕耘。
說來諷刺，杜拉克寫作上的成功變成是自找麻煩，但是杜拉克從未考慮過要跟常規妥協；相反地，早在他還年輕氣盛的時候，就顯露出拋棄舊有、開發新途徑的傾向。他從不擔心其他人會怎麼想， 而且流露出巨大的勇氣。
才二十啷噹歲，杜拉克在希特勒逐步大權在握時，就寫了兩本小書，或許應該說是兩本小冊子，而他也知道一定會被納粹查禁、燒毀。杜拉克告訴我：「雖然我是猶太人的後代，但那已經是好幾代以前的事了，我已不能算是個猶太人。」然而流有猶太人的血， 並不是杜拉克寫這兩本書的理由；他這樣做，只是因為對他來說重要的是一種參與感，至少他會知道，他曾經表態對抗過暴政、仇恨， 以及法西斯主義（請參見本書結語更詳盡的說明）。
被艾森豪炒魷魚
被艾森豪炒魷魚
杜拉克在一九五○年離開博靈頓學院，原本打算到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但天不從人願，命運女神再度出手干預。聽聽看他如何回憶他「意外的」教學生涯：「一九五○年我開始在紐約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書，其實也是純屬意外……就在一年前，我才婉拒了哈佛商學院。」
一方面杜拉克不願意放棄他越做越大的顧問事業，而在哈佛任教，他就非放棄不可；另一方面杜拉克痛恨寫個案分析，但哈佛商學院正是以個案研究享有盛名。
哈佛就此出局，杜拉克改而跟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簽約。不過當時的學院長、日後成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成本殺手」，所以在杜拉克踏進講堂之前，他的職缺就已經被刪除了。
哈佛就此出局，杜拉克改而跟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簽約。不過當時的學院長、日後成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成本殺手」，所以在杜拉克踏進講堂之前，他的職缺就已經被刪除了。
得知哥倫比亞的工作告吹後沒幾分鐘，就在杜拉克前往紐約某地鐵站時，他碰巧遇到一位舊識。這次偶遇就如同杜拉克一生中其他許多隨機事件一樣，都帶來了好消息。杜拉克回想那次的意外相會：「我那位舊識問我：『最近都在做些什麼？』我說，我剛剛才知道哥倫比亞大學那邊取消了我的職缺；接著我回問他：『那你最近都在做些什麼？』他說他正要去哥倫比亞大學挖人到他們的商研所教書……就在我們到達地鐵站之前，我就跟紐約大學簽約了。」
當然，不會有人「靠著意外」，就達到杜拉克這樣的成就。當我問他是否認為他的成就是基於全然的幸運，或者僅是機緣巧合時，他的聲音和周遭氣氛立刻轉換成較嚴肅的調性，他說：「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一旦機會找上門來，你必須要開門迎接它。你必須敏銳掌握住稍縱即逝的機會，而我做到了。」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進入彼得．杜拉克的大腦，學習經典15堂》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進入彼得．杜拉克的大腦，學習經典15堂》
出版：時報出版
作者：傑佛瑞．克拉姆斯（Jeffrey A. Krames）
一位編過三百本商業書的資深編輯，有三十年的出版經驗，曾任McGraw-Hill副總裁，目前為Portfolio總編輯，同時也是領導管理書籍的權威作家，著作有《傑克‧威爾許領導智典》（The Jack Welch Lexicon of Leadership）、《傑克‧威爾許的4E領導學》（Jack Welch and the 4E’s Leadership）、《CEO的領導智慧：7 個偉大執行長的真知灼見與行動策略》（What the Best CEOs Know: 7Exceptional Lead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Transforming Any Business）等書。
目次：
序 謙遜的重要
推薦序 穿越時空的智者／楊照
推薦序 為什麼說，管理學是由他開創的？／許士軍
前言 尋訪杜拉克
第一章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第二章 執行力第一
第三章 小心故障門
第四章 由外而內
第五章 天才不夠用的時代
第六章 把員工當成夥伴
第七章 除了明天萬物皆可拋
第八章 優勢檢測
第九章 什麼是關鍵
第十章 談談威爾許
第十一章 最致命的決定
第十二章 杜拉克的錦囊妙計
第十三章 第四波資訊革命
第十四章 領導者頭號大事
第十五章 話說創新
結語 影響彼得杜拉克的人
致謝
出處
附錄 彼得．杜拉克的百年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