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價競爭：奴役勞工、破壞環境與沉淪的經濟

2016-10-07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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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導致工資愈來愈低，難以調漲；為了便宜的商品，我們付出的代價是貧窮、環境惡化、健康風險，以及破壞我們都依賴的社會結構。為了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企業把成本轉嫁給社會，把責任外包，把風險外部化，那些公司和他們的領導者認為，他們可以對勞工和環境為所欲為。

作者：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

「我們連自己存在的根基都不穩，我們改變環境的速度比改變自己的速度還快。」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漂泊和駕馭》（Drift and Mastery: An Attemptto Diagnose the Current UnrestUnrest）（1914）

轉嫁成本給無權者與社會承擔

1911年3月25日，146名製衣工人（多為女性）因紐約工廠起火而跳樓身亡或命喪火窟。其中年紀最長的受難者43歲，最年幼的受難者是兩名14歲的少女。沒人知道那場大火是機器過熱造成的，還是違規抽菸引燃的，但火勢因地板上散布著數百磅的碎布而迅速蔓延開來。廠房的大門都上了鎖以阻止女工休息，下班以前主管還會在門口檢查他們的手提包。許多工人
因無處逃生，選擇從高樓縱身而下，不幸摔死。

圖片來源：https://flic.kr/p/eiAGWr

約莫100年後，2013年4月24日，1127位製衣工人（多為女性）因孟加拉的工廠倒塌，壓住他們的工作地點而喪命。1天前，建築已出現裂痕，工程師阿卜杜．拉扎克．可汗（Abdur Razzak Khan）建議封閉建築。但公司必須趕上嚴苛的生產期限，萬一無法如期交貨，就拿不到貨款。如果你把東西轉賣到其他地方，製造商還會告你。在坍塌現場，攝影師夏西篤．阿拉
姆（Shahidul Alam）發現一對夫妻緊抱在一起，屍首卡在斷瓦殘垣中，血液從男人的眼角流下，彷彿淚水。

20世紀紐約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的火災和21世紀拉娜廣場大樓（Rana Plaza）的倒塌，都是源自於競爭的無情邏輯：你能便宜製造的任何東西，我都有辦法以更便宜的方式製造。孟加拉有全球最低的勞動成本，製衣工人的最低月薪約37美元。想讓消費者從H＆M或沃爾瑪以4.99美元的價格買一套比基尼泳裝，成本必須壓得非常低。所以工資非低不可，安全考量自然就消失了，這是經濟學家所謂的「逐底競爭」（race to the bottom）。

利豐（Li & Fung）之類的公司加速了這類競爭，他們擔任仲介，為低薪工廠和想要使用這類工廠的公司牽線撮合。利豐持續尋找廉價的勞力市場，如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開始變得很有吸引力。找尋廉價勞力可不是無足輕重的小生意，去年利豐的營收高達兩百億美元。理論上，這類仲介應該負責監督工作環境，但實務上，這牽涉到利益衝突，根本不可能執行。2012年，發生大火的塔茲林製衣廠（Tazreen Fashions）就和利豐有關，大火導致112名勞工喪生，因為警報器響起後，廠方還要求員工繼續工作。工廠只要能從成本中多創造一分錢，就能讓他們在搶訂單時，顯得更有吸引力，更有資格。

這種競爭的問題在於，成本並未就此消失，而是轉嫁到其他地方，通常是由有錢有勢者轉嫁給窮困的無權者承擔。顧客購買一套比基尼泳裝可能只花4.99美元，但製作者的成本是每天在擁擠危險的環境中工作14至16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火災因逃生門上鎖而災情加劇的情況屢見不鮮，安全是最容易削減的無形保障，因為可能永遠用不到，需要用到時往往為時已晚。廉價製造的風險已經從企業轉嫁給遙遠的包商，包商再把這些成本轉嫁給個別的勞工。成衣再怎麼便宜還是有個極限，因為製造的成本都是由製造商及其設廠的社會承擔。經濟學家稱這是「外部化」（externalization），亦即把成本轉移到事業之外。

你看瑞安航空（Ryanair）之類的廉價航空，可以看到另一種比較隱約的成本轉嫁方式。會計師邁克．奧利里（Michael O’Leary）接管瑞安航空時，他最先做的，就是檢核每筆費用，逐一消除。食品、行李、登機卡、旅行社等成本都巧妙地轉移到消費者身上。事實上，成本並未刪減，只是轉移而已。大家最能接受的方式（但完全缺乏誠意），就是把這一切包裝成自由選擇：你有權選擇是否帶行李，電話訂位或網路訂位。但實際上，那些成本都由你自己負擔了。理論上，孟加拉那些製衣工人可以選擇要不要上班，但實際上，工廠大門上鎖後，他們根本逃不出來。

低價競爭已是各行各業普遍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出現在醫療領域時最令人擔心，代價也最為明顯。英國國民健保（NHS）因為相信競爭可以提升品質和價值，所以很多合約都是採公開招標的方式，形同反向拍賣，由報價最低者得標。NHS直撥電話服務（NHS Direct）開放招標時，得標者是雇用缺乏經驗的接線生才得以把報價壓低。由於這些接線生缺乏醫療知識，他們只能照著問答腳本回應。他們找不到明確的答案時，就叫病患直接去掛急診或是叫救護車。對承包商來說，這是快速、廉價的結果。對英國健保來說，這成了代價最高昂的選擇。2013年8月，承包商發現他們報價太低，無法提供正常服務，直接擺爛，使電話服務變得既不可靠，也無法信賴。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發生在英國奧運。保全公司G4S在奧運開幕前才發現他們無法提供承諾的保安人員，那些成本最後都轉嫁給納稅人，由軍方臨時介入支援。低價競標重要的服務時，勢必會創造出精簡到不容失敗的系統。所有的備援、所有容許出錯或改變的餘裕全都遭到刪除，一切風險都轉嫁到別人身上。

工資低、工時不穩定的勞動條件

競爭促成這種輕率的承諾，XX這在競標中特別明顯。競爭導致工資愈來愈低，難以調漲，是世界各地普遍的現象。別明顯。不過，2013年夏季，美國各地的低薪勞工罷工一天，以抗議他們的工作情況。麥當勞、賽百味（Subway）、塔可鐘（Taco Bell）、維多利亞的祕密（Victoria’sSecret）、梅西百貨的員工都走上街頭，抗議週薪150到350美元太少，難以維生。他們舉牌抗議，上面寫著「爭取最低時薪15元」，要求雇主把時薪加倍。約瑟夫．巴雷拉（JosephBarrera）在塔可鐘工作七年後，說他還負擔不起每天的伙食、搭地點上班的交通費，也買不起任何新衣，他覺得成家立業更是遙不可及。紐約市的速食店勞工平均年收是11000美元，那個金額還不到一般家庭年收入中位數48631美元的1/4。

支持低薪的人永遠都是提出相同的論點：公司必須維持競爭力。為了維持低價的糧食或衣著，所以必須壓低工資。「我們努力支付有競爭力的薪資和福利。」是梅西百貨副總的說法。麥當勞則是堅稱「員工的薪水都有競爭力，而且享有彈性工時」。全國餐館協會（National RestaurantAssociation）宣稱速食業是「實現美國夢的最佳途徑之一」。多年前，速食店大多是雇用仍住在家裡的青少年，那時上述的說法可能是成立的。現在勞工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高、可能需要養家，那種說法已變成殘酷的幻想。這些公司聲稱他們除了壓低工資之外，別無其他的方式維持經營，由此可見他們已經失去創意。

「零時工合約」

業者聲稱「享有彈性工時」的說法也只是場面話，那就像瑞安航空的行李政策，聽起來像是提供員工選擇，但實際上員工根本無從選擇。在經濟危機期間，最常用來削減成本的方式是縮減工時。英國大型雇主中，有近1/4的雇主是以「零時工合約」（zero hours contract）的方式雇用員工，也就是說，你不一定有工作可以做，公司有需要時才找你來上班。麥當勞、威瑟斯本（Wetherspoon）、賽百味、博姿（Boots）、電影世界（Cineworld）、Sports Direct體育用品店、議會期刊《漢薩》（Hansard），甚至白金漢宮都採用這種協議，光是2012年使用這種協議的數量就多了32％。根據這些協議的條件，員工接到通知時，一定要提供服務，但雇主可以選擇要不要把員工找來工作，或是給予員工多少工作。這導致預算編制無法進行，求職風險很高。當勞工必須為幾小時的有薪工作隨時待命時，他很難抽出時間去應徵正職的工作。

(整理：張道宜)

出版：漫遊者文化／大雁出版基地

作者：瑪格麗特．赫弗南（Margaret Heffernan）

執行長、作家、劇作家，並為BNET、Real Business、Huffington Post等網站撰稿。她曾任職於BBC廣播公司5年，在那期間自編，自導，製作了幾十部紀錄片和電視劇。她也是獲獎紀錄片《走出娃娃屋：二十世紀婦女的歷史》的製作人之一。著作《大難時代》（Wilful Blindness）曾入圍2011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商業書籍獎。現居英國巴斯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