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變革的特質來自DNA

像索羅斯那種發現變革及靈活應變的罕見能力，是創造超級新富豪的經濟動力之一，因為變革時刻通常也是一夕致富的時刻。拜雙鍍金時代所賜，我們正活在變革大量湧現的時代。

其中一種變革發生在新興市場。一九八○年代起的長期趨勢是民主政權取代獨裁政權，政府掌控的封閉經濟日益開放。有時轉變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例如八九年的東歐及一一年的非洲；有時轉變是逐步發展，例如印、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不過在多數地方，八○年代末期和九○年代都是私有化、自由化、降低貿易壁壘的時代，結果為有技巧、智慧、勇氣善加利用這些趨勢的人帶來了意外財富。

第二種變革是發生在科技圈。新科技、手機和無線網路破壞了現有的事業，為新事業創造了契機。就像工業革命是先從紡織業的機械化開始，接著發明蒸汽機、內燃機和電力一樣，科技革命也不是單一發明，而是相關的轉變一波波接踵而至。

一二年，大數據這個熱門新領域（收集與分析巨量資訊的能力），以及機器和機器對話，創造出經濟學家布萊恩．亞瑟所謂的第二數位經濟，是「巨大、靜默、連結、隱形、自主的」。

這兩大變革，連同全球在金錢、商品、創意市場上更開放的大趨勢，彼此互相強化，創造出瞬息萬變的世界。推特和臉書是科技變革的產物，但它們讓政治變革更容易籌畫。在個人電腦發明以前，引爆金融危機的房貸證券化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有程式交易的變革。

不是每個人都善於應變

變革是新的全球現狀，但不是每個人都善於應變。最有本事因應變革的類型，我是以「念公立高中的哈佛校友」作為代稱。他們念的是哈佛大學（或是愈來愈多人念的西岸名校史丹佛），他們都很聰明、專注，有一定的優勢，但他們也念公立高中（通常位在遠離城區之處），所以他們有局外人洞悉體制缺失的能力，但在現行體制中也沒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不怕脫離體制。臉書的佐克伯（紐約州立高中，哈佛大學）、黑石集團的共同創辦人施瓦茨曼（賓州公立高中，耶魯大學，哈佛ＭＢＡ）、高盛執行長貝蘭克梵（布魯克林公立高中，哈佛大學）都是典型範例。

發明「富豪經濟學」的花旗分析師指出，因應變革是先天遺傳的特質。想讓社會善於應變，有一種方式是接納移民，因為理論上遷移到新的國家就是應變的例子。他們寫道：「多巴胺是讓大腦快樂的化學物質，與好奇心、冒險、創業精神有關，可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幫忙驅動結果。通常有二％的人有夠高的多巴胺濃度及移居國外的好奇心。所以，美、加之類的移民吸收，有較高比率的高多巴胺人口，英國的比率也逐漸增加。」

先天就存在於ＤＮＡ
 

他們認為，因應變革及應變帶來的經濟報酬，不是光讀克里斯汀生或薩爾等商學院教授的作品就能學到的，是先天就存在於ＤＮＡ裡。

因應變革的經濟報酬不僅造就了超級新富豪，也拉大了超級富豪和其他人的落差。那些念公立高中的哈佛校友把握了變革，為自己創造了超額報酬，通常在中期也為每個人改善了世界。但短期而言，他們也創造了很多輸家。麻省理工學院的奧圖以研究顯示，新科技摧毀了舊工作，明顯掏空美國中產階級；俄羅斯的市場轉型在十年內創造了十七個身價超過十億美元的富豪，但也導致ＧＤＰ下滑四○％；○八年的金融危機讓索羅斯獲利，也讓約翰．鮑爾森變成億萬富豪，但有數百萬人因此失去工作、房子和退休積蓄。變革為贏家帶來了暴利，為輸家帶來了災難。
（本文摘自第四章．孫蓉萍整理）

財閥—— 有錢人如何利用國家賺錢並阻止其他人翻身
作者︰克里斯蒂雅．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
出生於加拿大，美國哈佛大學畢業，英國牛津大學聖東安尼學院碩士。1991年獲得有「全球本科生諾貝爾獎」之稱的羅德獎學金，是羅德學者的一員。歷任路透總經理，《金融時報》總編輯、加拿大《環球郵報》的副主編，長期為《金融時報》、《經濟學人》、《華盛頓郵報》撰寫報導和評論。
2013年夏天，弗里蘭離開奉獻多年的新聞業，從紐約搬回加拿大多倫多，角逐當地國會議員席次。
譯者：洪慧芳
出版：如果出版（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