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的前提 是丟掉製造業腦袋

美國自一九九○年代以降就大幅投資於創新：開放貿易邊界（進口外國製造商品）以降低成本，放寬產能限制並釋出資源；當世界充滿時薪七十五美分的低技能外國勞工，美國迅速從製造業轉向更具生產力的地方，包括外國無法生產的創新與服務；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卻繼續死守以製造業為基礎的經濟形態。如今，德國和日本從事製造業的人口比率大約都在二○％，而美國只有一○％（台灣大約三○％）。

為何美國擁抱改變，歐洲和日本卻抗拒改變呢？理由是美國提高了風險承擔。

歐洲和日本缺乏經濟轉型所需要的經濟誘因，他們的政府為了支持勞工，制定了立意良善但方向錯誤的政策，導致重新配置勞工的成本太高，阻礙了他們的製造商退出製造業、裁員，以及把人力重新配置到更有生產力之處。不但如此，他們還投資過時的製造業以避免高成本的裁員，設立貿易邊界障礙以減緩重新配置勞力的速度。這導致歐洲和日本從製造業退出的腳步變慢，將他們最優秀的思考型人才埋沒於夕陽產業中。

與此同時，美國最有才幹的思考型人才，則在企業裡建立起難以複製的專家社群，例如谷歌和臉書──至今仍是引領創新的關鍵。

美國的在職訓練更有價值、勞力重新配置的成本更低、邊際稅率（針對高所得者的所得稅率）也較低，因此只要冒險投資成功，報酬也會隨之提高。高報酬提高投資人承擔風險的意願，投資成功者的巨額報酬，削弱其他有才幹勞工的地位，刺激其他勞工跟進冒險。
 

歐、日造福勞工卻嘗惡果

由於錯估形勢，歐洲與日本政府為了造福勞工而設立的法令，卻造成意料之外的惡果，對勞工的傷害卻遠大於幫助。日本和歐洲或許因為徵收裁員成本而減緩了裁員潮，但代價卻是就業機會的成長率大幅降低，如同我們看到的，歐洲承擔高失業率與工時縮減的，主要是邊緣勞工（青年、中老年人和女性），日本就業率比較高，但代價是生產力與平均工時ＧＤＰ都很低。

美國勞力重新配置成本低，因此積極採取提升生產力的措施，並利用外國製造業來降低成本、和放寬本土的產能限制。面對時薪七十五美分的外國勞工，美國將最有才幹的勞工重新配置到創新，並將其他勞力配置於現在更有價值的服務業經濟──醫師、教師、駕駛等。

同時，德國和日本繼續追求出口導向的策略，以避免裁員、刺激就業並（希望能藉此）提高經濟成長率，但這麼做會把他們有創意的思考型人才困在製造業──先進經濟體的夕陽產業。把腦力花在如何與時薪七十五美分的勤奮勞工競爭，根本就是浪費時間。就算真的想出解決方案，長期而言也無助於他們的就業率。
 

創新帶動美國服務業需求

一位德國先進的機床公司執行長向我抱怨，美國沒有好的機床工程師，是經濟變差的一個警訊。美國的確沒有好的機床工程師，因為工程師現在都跑去谷歌和臉書上班了！

當美國支配著商業化的網路世界時，德國則正在為中國人用的機床寫程式，大部分賺不了多少錢。美國的產業為承擔風險與投資所付出的資金，為下一代提供許多機會，歐洲和日本卻吃掉下一代的未來。同時，成功的創新帶動美國國內的服務業需求，需求多到美國要雇用數千萬名外國勞工來釋出國內勞工，這樣還不夠，美國還雇用兩千萬名新移民。

因此，德國和日本用出口來帶動就業和國內需求，反而讓它們的經濟與就業的成長雙雙變慢；而美國企業則利用海外成本低廉的工廠，在國際中競爭。
（本文摘自第四章．孫蓉萍整）

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我的收入如何用來創造財富，而不是被政府重新分配？
作者︰愛德華．康諾
世界最大私募股權、貝恩資本公司（Bain Capital）前董事長。自哈佛商學院畢業後，曾任福特汽車製造工程師，後來成為貝恩管理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總經理。出版本書後，立刻榮登谷歌年度作家搜尋榜前10名，經常受邀上CNN、FOX、CNBC等電視台評論經濟局勢，甚至在電視上舌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失控的未來》作者）與前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古斯比（Austan Goolsbee）。
譯者：艾利揚
出版：大是文化出版（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