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守信仰 她在反同大本營叛逆到底

攝影收了燈，準備往門口走去。一回頭，看見鏤空的十字架透進的光正打在陳文珊臉上。四周一片暗，只剩亮得泛白的十字，和陳文珊的臉龐，像暗喻著她的信仰之路，一邊相信、一邊抵抗。

二○○七年起開始在玉山神學院任教的陳文珊，是校園裡少數的女性神學家。女性身分在神學領域已相對邊緣，但這幾年讓她更邊緣的，是支持婚姻平權的立場。這一鮮明旗幟佇立在反對婚姻平權最大陣營——基督教團體裡，讓她飽受批評。

長年關懷社會，在神學院裡惹議，加上與校方產生勞資爭議，校方因此不願再續聘陳文珊。

對抗性別框架

不管在家庭、教會或職場

她搞「宗教界連署挺同性婚姻」，觸怒教會裡的人，「曾經有人說要去玉山神學院前拉白布條，抗議我挺同志；也有人說因為我挺同，導致募款出現障礙，揚言：『陳文珊在的一天，我就不捐給玉山神學院！』」還有其他同事在校務會議上閒言碎語地諷刺「學校裡有人不只支持同志，本身就是同志。」白眼見多了，陳文珊只是雲淡風輕地笑一聲。

大學才接觸信仰的陳文珊，很早就對「女性」身分在生命各階段遭遇的壓迫與不公有所體悟，因性別而出現的差異對待，讓她感覺生活裡處處是性別的框架，也處處得反抗框架。女人在家裡對抗自己的父親、兄長，結婚後繼續對抗丈夫；職場上也對女性有許多既定限制，光是服裝外表就有諸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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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聯合國就發現，女性貧窮的原因除了低薪，還有一個便是職場治裝費太高導致。」而她所處的神學院，也規定女性得穿著有跟的鞋去講道，「我在學校都會備著一雙跟鞋。有次鞋子壞了還跟學生換鞋穿，她穿我的涼鞋、我穿她的高跟鞋。」

生活是無盡的抵抗，進入信仰，又是步入另一個性別戰場。「大學那時家裡出了點事，我和父母關係很差，心裡覺得少了寄託。」當時陳文珊就讀東吳大學，學校裡有衛理公會的教堂，朝會會請牧師講道，遇上重大事件也會有牧師領著學生禱告。朋友帶她跨進信仰，她在天父所在之處尋得心靈的飽滿，「但我從來不是順服的那種。」

二千年的基督教教義，不乏貶抑女性甚至種族歧視的字眼，陳文珊和牧師辯論《聖經》裡要求女性在教會中需要「蒙頭」以示貞潔的段落，不滿經文要求女性安靜賢淑，「有問題就回家問丈夫」等限縮女性自主權的內容。

但信仰和價值的衝突，沒有讓她離開教會，「很多女性神學家都走過這一遭，在信仰裡一邊抵抗著各種性別壓迫，現在的教會同志也正在經歷類似的過程。」陳文珊舉例，像是女性神學家崔菲莉（Phyllis Trible）所著的《駭人經文的救贖挑戰》（Texts of Terror: Literary-Feminist Readings of Biblical Narratives），便列舉出《聖經》裡歧視女性的段落，再一段一段闡釋經文。

二○○○年陳文珊在台南神學院擔任外國宣教士的助理，協助課堂翻譯，開始有系統地接觸到國外「婦女神學」著作，「當時真的很驚喜，原來我的聲音不孤單。」九○年代末期也正是台灣第一代婦女神學家高天香回台的階段，陸續引介不少國外「婦女神學」經典入台，在教會裡醞釀一波性別改革。

只是「婦女神學」雖起了頭，「但宗教界的改革總是緩慢，加上女性神學家培養不容易，即使拿到學位也可能因為婚姻而離開職場。」現實的阻礙，拖慢了宗教內部改革腳步，「基督教內部會對同志議題不友善，我一點也不意外。性別運動走這麼多年都還停在起步階段，更何況同志運動。」

執著於正義的「壞女人」

跨足同志議題還為報恩

站在性別弱勢的位置，讓陳文珊對人權議題特別敏感，也鑽研當代該如何劃分神權與人權的界線，她關心廢除死刑、修復式司法，還有近年熱門的「中國因素」；辦講座談教會裡的性侵問題，也找香港神學家來分享梵蒂岡與中國建交的隱憂。

這幾年跨足同志議題，一方面與她長期專注人權價值有關，一方面則是為了「報恩」。

約莫也在二○○○年左右，陳文珊準備和丈夫離婚，離婚在基督教信仰裡可謂大事，「教會裡的人多勸和不勸離，強調婚姻是神聖的結合。就算同是女性的友人，也不能同理我。」那陣子陳文珊總是孤單，人際網絡中的同伴不諒解她離婚的決定，甚至視她為「壞女人」，獨有一位同志朋友知曉她的孤獨。

同志身分和信仰的衝突，讓友人只能隱蔽性向，因此深知周身圍繞人群，內心卻孤立無援的無奈。罹癌的好友常在半夜接起陳文珊的電話，聽她抱怨，在人生最後五年陪著陳文珊走過婚變，做她唯一的浮木。「女性與同志，在教會裡受到同一套性別框架限制，所以我對同志非常能感同身受。」

身處反對婚姻平權最大陣營的核心，陳文珊挺同挺得很高調，「我自己不是同志，當然也可以只要『同情、友善』同志就好，不一定要做這麼多。」但陳文珊強調，信仰不該只是個人和天父的關係，這是基督信仰特有的公共性。當心中有所持守的價值，就該在神的國度將真理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