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馨基金會從1987年的反雛妓運動開始，就一直投注於反未成年少女被強迫進行性服務、剝奪人權、壓榨剝削的服務。
但經過多年的社會歷史變化，「援助交際」一詞開始出現，許多少女看似「自願」、或不得不選擇投入這行，從事酒店陪酒、傳播、應召、網路援交等工作賺錢，也時常被社會大眾貼上「拜金」、「不勞而獲」、「不肯吃苦」、「不知羞恥」的標籤。另一方面，也被許多專家學者貼上結構性自願的標籤：他們是不成熟的、資訊不足還不會想的、環境的現實逼迫他們做選擇的。
這些不同的標籤，在我們的實務工作中，每一個孩子身上都會有不同比例的展現，卻又不足以呈現孩子真正從事八大性工作的原因。而因為目前的法令，當未成年少年被發現從事性工作時，若社工評估需要安置保護，都會強迫個案安置，導致許多個案因違反其意願進行安置，對許多社工有了厭惡的態度。為了提早回家，孩子對安置的社工都有諸多偽裝，偽裝自己不會再犯、會變好。而對回家後持續關心的社工則採取迴避、反抗與防衛的姿態，讓後續陪伴的社工難以深度服務。
為了讓服務產生更加實質的效益，我們需要獲得孩子信任、更貼近孩子的生命，我們需要讓孩子感受到助人工作者是真的想要了解他們、關心他們，而非否定他們、標籤他們。於是2018年，勵馨新北分事務所舉辦了生命敘說團體，邀請了四位曾在案或結案服務少女，深度分享他們的家庭故事、以及當初為何從事性工作的心路歷程，我們有如下的發現：
一、以原生家庭破題進行敘說療癒
透過原生家庭的爬梳，成員們有了初體驗，在團體面前編織自己的傷痛與家庭歷史的故事，把脆弱與珍貴的自己呈現給現場的成員。這個梳理的過程，讓成員逐步清晰自己的個性、議題、痛苦與家人的關聯性，以及在這個糾結模糊的關係中，擺脫過往面對關係的舊模式，嘗試尋找新的破口，建構新關係。
譬如成員「甜瓜」總陷在需幫忙案母保密其外遇的愧疚感，但「甜瓜」透過團體意識到她已經不再是個孩子，她已有力量去理解案父母的關係歷史，並鼓起勇氣對案父母敘說自己在親情中的糾結、以及澄清並解開自己對案父母的誤會，重新擺放自己在親情三角關係的位置，減低自己的罪咎感。
「喬巴」則在講述自己的家庭經驗後，理解到在家中的情感匱乏，引導自己走向街頭社區尋找溫暖，但也因此深深地被社區所信任的大姊姊給誘騙威脅而接觸到性剝削，遭受性侵。這個背叛讓她對人有了潛藏的不信任感，也是好強的她一直不想給人看見的脆弱一面。對於能夠在團體中把這些事情坦露，並還能夠得到大家正向的傾聽與回饋，「喬巴」覺得深感療癒，也讓她有勇氣能夠擁抱脆弱受傷的自己，整合並往前成長，漸漸脫離不斷偽裝堅強的自己。
不善言辭且對發言感到緊張的「融融」，在傾聽大家的故事中受益良多。敘說團體讓她經驗到除了在友伴關係中講心事之外，原來陌生人間透過團體的方式，是可以講出連在友伴關係中都不會說出來的內心話；透過藝術媒材，也讓她用眼淚表達自己對過世的母親深深的思念。「融融」從團體一開始一派隨意、並不斷看手機的狀態，轉變成認真傾聽大家的發言。
探究家庭歷史對自己的影響，也開啟成員理解當初從事性工作的動機與家庭的關聯性。當成員經驗到在團體中說出自己以及傾聽他人的故事，對自己有了更多的認識，對自己未來的行動上也有了更多選擇，他們就願意為了更了解自己與抒發從未說過的心事，進而讓社工與成員能夠聽到從未出土的性工作經驗，也讓社工評估認識到性工作經驗對成員發展的影響到底為何。
二、性剝削經驗破土：
在團隊信任感建立後，成員能夠相對真誠無礙的講述自己真實對性工作經驗的看法，才有機會真正釐清社會、家庭、性別、自我認同與性工作經驗間的交織建構的因果關聯。透過說出自己的故事版本自我賦權，也重新定位自己曾在性產業歷史的位置。
透過成員間對性工作經驗的陳述，我們更認識到在性工作這個標籤之下，其實少年們會接觸性工作的類型是相當多元的。譬如，有成員是因為在家庭中被忽略而感到寂寞，也因為好奇跟想要被愛而接觸；也有成員是清楚的需要錢來滿足物質需求，只因為不想在物質上輸了同儕，又不想跟家人拿錢；有的成員則是被威脅逼迫。有的成員覺得被安置有幫助到他隔離社區、並得到照顧；但也有成員覺得被「保護安置」感到不屑，認為是被剝奪自由比被關還慘，因為被關還會知道要被關多久，認為大人們憑什麼認為是自己不夠成熟，然後關自己。更有被家庭忽略的少年提出，部分的安置與安置後的陪伴經驗是好的，但為什麼一定要被「懲罰」，並被剝奪自由才能接受服務。
成員個案的多元性，讓我們經驗到在服務「性工作」標籤下的少女，其實不是一套價值或服務模式是一體適用的。對部分的少女，的確在性工作下產生性創傷及汙名感，但有一定比例（譬如團體內成員有7成5）的少年只認為自己是被懲罰，且內心深處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只能扮演「知錯改進」的乖小孩來換取安置系統關注的結束，那當真的服務結束後，這些孩子真的成長了什麼？
參加敘事團體的成員，有三名是已經服務一至三年的老個案，其中有兩位就表達雖然不會再去從事性工作，卻自始至終都不覺得自己做錯什麼事，但知道這件事情犯法再被抓很麻煩而不去做。
另一方面，為了讓自己在情感市場上不被喜歡的對象視為「破麻」，也降低他們再從事性工作的意願。就某個角度上來看，目前安置救援的政策很大程度的只讓許多少女感受到懲罰而非陪伴與輔導，主流對性工作的價值視框更讓少女噤聲自己的真實想法，道德的懲罰與規訓的經驗是多於他們經驗到的關懷，也多於他們實質經驗到的危險。
對於因家庭疏忽以致寂寞而自願／非自願從事性工作的少年，他們需要的是預防性前端的服務，要在他們因寂寞而上網尋覓刺激與感情前，或在社區結交危險朋友前，就有社工或助人者的陪伴介入，從性工作入案的根本原因來看，都顯示了國家對預防性處遇的不重視、或是財政不足只能將資源放在殘補式補破網的服務上。
對少年來說，就像是國家疏忽他們而讓他們落入性工作情境，且進入性工作情境而養成的習性（超過半數都已經因次文化團體形塑成邊緣或非行少年），已非因寂寞而尋求慰藉前的他們──那相對「乖寶寶」的性格，因此安置救援與訪視追蹤輔導採（性規訓與性保護）的多數服務也不再適合他們，只讓他們覺得反過來被懲罰，雖然不能否定有許多的服務還是能讓部分少年感到溫暖（尤其是有智能障礙或被威脅誘騙的少年），但既被疏忽、又被懲罰應是半數以上的孩子內心真實的感受。
對於本次參加敘說團體的成員，他們都沒有再度涉入性工作的危險性，因此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他們怎麼能夠真誠地說出他們的經驗，並重新思索在他們身上經驗到的國家（使用權力強制安置少年）對少年性觀念不符合主流性道德價值的焦慮、擔憂、憤怒與懲罰，而她們面對國家的態度及自己的立場又應該如何擺放。
少年需要的是重新爬梳自己性工作的脈絡，清楚釐清是什麼推動自己去嘗試、還想不想嘗試、什麼讓自己不想了、這之中的學習和痛苦是什麼。在反覆的釐清下認知自己是誰、以及自身的行動產生的後果，並經驗到唯有清楚這些後，才能為自己做出負起責任的決定。
本文獲《想想論壇》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