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訴訟實務上，勝訴往往取決於舉證之有無，兩造所提出的錄影、錄音、人證等證據效力，也與訴訟結果息息相關，但如果舉證不當，反倒可能吃上妨害秘密、妨害自由的刑責。
錄影錄音 當事人在場才有效力
律師林俊峰表示，錄音、錄影的證據效力，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當事人要在場」。根據最高法院的見解，私人舉證只要不是出於非和平的方式，例如以暴力或刑求取得，通常都會被認定有證據能力。
他舉例，在錄音、錄影時，必須是當事人或受委託人在場所為，而不是長時間一直擺放的偷錄行為，譬如針孔攝影、竊聽器，在司法實務的見解就認定不能當作證據；與人通電話遭到恐嚇的錄音，則可作為指控犯罪的依據。
偷拍錄影 可能面臨妨害秘密罪
此外，錄影還會出現「妨害秘密」疑慮，尤其在抓姦案件中，倘若錄到私密的裸露、交歡畫面，是否提出就需要斟酌。法界人士認為，這類畫面就像是武俠小說裡「先傷己、後傷人」的「七傷拳」，提出的一方可能會先吃上妨害秘密罪，但通姦罪能否成立，卻仍在未定之天。
新北地院資深法官陳財旺則指出，民、刑事訴訟對證據效力的標準不一。由國家公權力主導的刑事偵查，由於有侵犯到人權疑慮，刑事證據必須完全撇除「毒果樹理論」的可能。除了要在當事人的自由意識下採證，也必須是取自當事人的公開社會行為，更不能有侵入性的蒐證。
至於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則較為寬鬆，像部分徵信社大都是遊走在法律灰色地帶跟監、抓姦。因此大部分徵信社都已建立一套SOP，即使蒐證不成也不致吃上官司。
人證效力打折扣 物證較客觀
至於物證與人證何者效力較高？陳財旺指出，實務上物證效力較為客觀，人證則大都會做出有利己方當事人的陳述，效力多少會打折扣。
為了確認人證陳述證詞的效力，檢察官、法官在偵查、審理案件時，大都會針對關鍵問題特別詢問。倘若人證對次要問題陳述清晰、在關鍵問題上卻是支吾其詞，要不就是以「不清楚」、「不記得」含混帶過，往往會加強法官、檢察官的心證。
實務上，有些證人又會對事件經過鉅細靡遺地陳述，由於記得太過清楚，不免讓人有套招之疑，此時司法官往往會利用隔離訊問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