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南北不是一天造就的

2017-08-22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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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結」並不是從天而降、突如其來的執著，而是「感覺」或「情緒」經過長期累積而「惡化」的結果。

作者：李錫錕(Power錕)

歷史上的Powerless—
戰南北不是一天造就的

其實，人類社會到處充滿了偏見與歧視，臺灣似乎也無法例外。歷史事實顯示：「橫向的差異」如語言、種族、生活方式等固然比較明顯，也比較容易溝通與協調；「縱向的差異」如貧富、階級、強弱等，反而才是嚴重的衝突根源。

客觀的說，臺灣社會結構基本上是和諧的；在橫向的差異上，因為主要的人種、語言、生活方式都是「漢人」，少數民族的待遇雖然無法令人滿意，但也沒有遭受像歐洲歷史上猶太人的厄運。在縱向的差異上，臺灣本身就是移民社會，根本沒有固定的階級制度或觀念，雖然上下階層的差距或衝突固所難免，成功的機會卻是均等的。

這點，從百年前加拿大籍牧師馬偕博士所創的長老教會能夠深入臺灣社會基層，與各地的廟、寺、宮、院所供奉的各類神祇「和平相處」可以發現。又因為，臺北地區一向是各地商人的貿易重鎮，文化也隨之交流頻繁，在在顯示臺北人早已習慣於「多元化的文化」，並且有能力異中求同，相互適應，「省籍情結」的現象似乎是不明顯的。

民主的第一步是「恨」，隨時吵架才健康

在傳統社會，人與人之間缺乏統一性的媒介（如今日的電視、網路）相互溝通，自然產生在地緣條件、生活習慣上的「地區性差異」，在人生觀或政治態度方面顯示出來，例如沿海的居民比較開放，山區的居民比較保守；美國南方人嘲笑北方人是「洋基佬」，中國四川人嘲笑江蘇人是「下江人」。

「地區性差異」是一種「感覺」或「情緒」，還不能算是「情結」。情結已經是一種精神上的病態或執著，是一種「誇大的」恐懼、喜好或厭惡，例如某人仇視父親，於是連帶仇視一切與父親有關的事物或象徵。由此定義看來，以「情結」來描述臺灣人與外省人的差異，是一種政治策略。

但是，不能忽略一點：「情結」並不是從天而降、突如其來的執著，而是「感覺」或「情緒」經過長期累積而「惡化」的結果。例如希特勒的納粹情結經過十餘年的反猶太政策，讓許多猶太人慢慢累積反納粹的情緒，終而惡化為反納粹情結。

「省籍情結」在某一個程度上已經成為一九八○年代以後的「現實」，這個現實可以說是一九四○年代以來，臺灣特殊政治經濟發展過程「演變」的結果，而不是臺灣傳統社會「根本」存在的現象。我試從兩方面來探討這個演變過程，看看是否能夠了解所謂「省籍情結」的迷思。

權力的傲慢讓人停止進步

首先，從「二二八事件」說起。

事實上，「二二八事件」是相當典型的民眾「反抗政府腐化的暴動」，明顯反映當時國民政府行政官員貪汙無能的形象。一旦事過境遷，政府應有足夠時間與空間可以彌補並化解「二二八事件」所引起的任何心結。

可惜的是，有許多內在與外在的因素使執政菁英未能及時化解「地區性差異」，甚至無力阻止它惡化為某種程度的心理障礙，實在值得檢討。我認為其中較重要的因素有二：

首先是國際因素。由於「二二八事件」不久之後，韓戰爆發，美國政府開始協防臺灣，中華民國一躍成為自由世界的「反共前哨」，軍事外交地位優越，政府菁英難免覺得「安啦」，而忽略了省籍差異問題。同時，美國國內更因為「麥卡錫」事件使美國人的反共情緒達到頂峰，中華民國因為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而受到極大的同情與支持。不久之後，中共人民公社經濟改革運動崩潰；中共與蘇聯正式決裂，莫斯科甚至有意以核子武器攻擊中國；越南戰爭規模擴大，形同美國與共黨集團的角力場；整體國際局勢很容易讓政府當局相信：中華民國不但可以安心立足臺灣，甚至有「可能」反攻大陸。在這種前提之下，執政的大陸籍菁英自然不會重視省籍差異這類問題。

從光復到一九六○年代，臺灣居民識字率已達百分之八十五，能說國語的本省籍居民也超過百分之六十；而且共同文字是漢字，生活習俗相同，宗教信仰能夠相互容忍；從任何角度看，民眾相互溝通毫無問題，政府政令的推展不受阻礙。若無外力影響，絕大多數外省籍居民沒有意願特別學習臺語，絕大多數本省居民也沒有需要學習客家語，除了少數文教地區國語較為普遍，一般本省籍居民均以臺語（或客語）為日常生活溝通工具。

由於執政黨與中央政府大多由外省籍菁英主控，中央政府的力量強大，反攻大陸的前景若隱若現，許多外省子弟很自然的「志在中央」，沒有企圖去學習臺語，更不會去「經營基層」。

另一方面，地方性選舉的候選人幾乎清一色是本省籍，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外省籍子弟沒有興趣；二是候選人如果不能使用當地語言溝通，當選的機會不大。近年來，由於選舉的層面已經從地方性擴大至全國性，許多外省籍政治人物（尤其是新生代）也開始勤練臺語或客語。

至少到一九六○年代末期之前，我不認為臺灣民眾有所謂的「省籍情結」，但是「差異」確實存在，政府也沒有刻意去化解這類差異。可以說，本省籍居民與外省籍居民「和睦相處」，但未能「打成一片」。未能「打成一片」的原因諸如：在社會上，外省籍民眾「很自然的」沒有學臺語（或客語）；在學校，外省籍達官貴人的子弟「很自然的」沒有與本省籍同學交朋友，尤其絕大多數本省籍同學的國語發音又不易標準（已故廣播界名人李季準是少數例外）。

以前在臺大讀書時，班上便有一位外省籍女同學，父親是高級公務員，操一口流利的「北京國語」，她甚至公開擺明「三不嫁」—不嫁本省人、不嫁僑生、不嫁非理工系畢業生。同學們問她為何不嫁本省人，她說：「憑他們的一口爛國語，土死了，沒面子。」其傲慢可想而知。

恨是平民的Power

再來，得從一九六○年代以後的臺灣政治經濟結構的轉變談起。

「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心」就是民心，民心的向背可以測試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有效性，也可以支配國家社會的安定與發展。

臺灣民眾的「心」從一九六○年代以後，開始發生變化。

由於受到國際政治（主要是越戰）的影響，臺灣的社會經濟結構急速轉型，不但造成了人口的流動，更刺激了民心的覺醒。所謂「覺醒」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民眾不但了解而且採取行動去追求「自我利益」；另一方面，民眾不以「自我利益」為滿足，還進一步去尋求「自我認同」。換言之，「我有什麼」以外，還要「我是什麼」。也就是在這種心理狀態下，所謂的「省籍情結」逐漸浮現。

「省籍差異」在臺灣社會真正發酵，始於一九六○年代末期，甚至在某些場合升格為「衝突」，且被定型為「情結」，應該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反對黨運動有極大的影響作用。許多西方學者認為，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必然的民主政治，而貨真價實的民主政治必然包含一個（或多個）有力量的反對黨，以便有效監督執政黨。不可否認，事實上，這正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地區的政治發展模式。

臺灣光復初期的反對勢力並不明顯，唯一較活躍的是政府推行三七五減租政策的「既得利益受害者」，即傳統農業經濟的大地主階級。日治時代，大地主的利益一向受到日本政府的保護，「回歸祖國」後反而被剝奪，他們轉而倡導臺灣獨立。由於大地主人數不多，廣大的群眾未必同情他們，他們只好流亡到日本，在海外建立類似流亡政府的組織，實際上並未發生政治影響力。

一九六○年代亞、非、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即獨立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不但替臺灣的反對勢力找到了「理論依據」，更重要的是為臺灣的反對勢力提供了「生存空間」。隨著越戰的刺激與工業化發展，一九六○年代以後，臺灣民眾的國民所得飛躍成長，物質生活條件改善，進步的速度可能居亞洲各國之冠，與南韓、香港、新加坡共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

經濟發展刺激了民眾「升高的期盼」，他們飽暖之餘思尊嚴，對政府越來越有所期待，對統治者越來越勇於發聲。社會越進步，民心越不滿，此一現象成為這一時期「開發中國家」的特徵之一。

一九七○年代以後，臺灣社會越來越富裕，民眾的意識越來越覺醒，對國家大事的認知能力越來越強。尤其是透過頻繁的商務、觀光、留學等途徑與先進國家交流，更能夠從比較分析中了解臺灣的地位與前途。

一股求新求變的大眾情緒在急速擴散，反對現狀的政治勢力逐漸成型。這股反對勢力不再是由脫離群眾的地主階級主控，而是由結合群眾的知識分子領導，不但有效累積了國內民眾的同情與支持，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重視。例如當時《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文星》雜誌的李敖、臺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臺大政治系教授彭明敏等人，均屬於帶動「求新求變」的理念與風氣的先鋒人物。

但是知識分子的影響力是無形的、間接的，只能成為一般民眾思維的參考，還不能成為他們行動的依據。對一般民眾而言，必須是某些具體事件發生，足以威脅他們的日常生活時，才可能因此「揭竿而起」。一九六○年代的臺灣社會開始有了反對政府運動的「空間」，反對分子也找到相當的「理論」，所缺的就是某些重大事件的「引爆」，以刺激一般民眾的參與。

〈本文選自全書李幸臻整理〉

作者：

李錫錕，一九四七年生，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開設「政治概論」課程近四十年，退休後仍以兼任教授的身分繼續執教。擅長以辛辣的觀點融合時事及年輕人流行的語彙，將深厚的政治哲學基礎擴及生活日常，打破許多人對政治學的狹隘想像，也因此深受學生推崇，甚至有畢業生說，這是大學四年裡必修的一堂「人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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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Power錕是這樣煉成的：

奮鬥才得自由，殘酷才是青春，我的人生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