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就讓我們提出這個尖銳的問題吧：「面對一個蠢貨，我們哪裡來的力量以仁慈對待呢？」因為最困難的是，每天都處在失望、疲憊、誤解中……說不定我們該學《金剛經》裡不斷反覆誦念的句子提醒自己不執著於成見，對自己說：「蠢貨非蠢貨，是故我叫他蠢貨。」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我們都要拒絕論斷他人，因為我們並不會知道他人心中受了什麼樣的痛苦。
面對心懷恨意的人，要以悲憫的態度對待
馬修：常常有人問我這個問題：「我很想要對人仁慈，但是當我面前出現的是一個令人不快、心懷惡意與敵意或不仁慈的人時，我該怎麼做？面對海珊或伊斯蘭國無人性的暴行，利他主義或是悲憫又該怎麼反應？」在佛教的教誨中，經常建議我們別把他人加在我們身上的錯誤內化為自己的。有人辱罵了佛陀千百次，佛陀最後問了這個人：「如果有人要送個禮物給你，而你拒絕了，那麼最後這個禮物應該算是誰的呢？」這人有點窘迫地回答說，禮物應該是屬於要送禮者的。佛陀因此下結論說：「你的辱罵，我並不接受，所以這些辱罵歸你所有。」
我覺得面對令人不快、粗野、凶惡的人，如果保持仁慈的態度，我就得勝。保持冷靜、有禮、對他人開放的態度，就等於是讓他的敵意失去作用。就算他不改變態度，我至少保住了自己的尊嚴與內在的平靜。要是和他起了衝突，我便落入我為他感到悲嘆的錯誤中。何況，衝突的結果往往是彼此的態度越顯激烈。對方大聲對我叫囂，如果我也提高聲量針鋒相對，最後總不免導致暴力。
至於在面對像是伊斯蘭國，或是奈及利亞的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組織博科聖地這樣的恐怖組織時，我們並不該寬容他們無人性的暴行，而是應該盡一切努力停止他們的恐怖活動。同時，我們應該了解到這些人並不是生來就想要砍人頭或殘殺村民。是有一些成因和情況導致這樣可怕的行為。在這種情形下，悲憫之心即是想要醫治這些原因，就像醫生想要讓流行病消聲滅跡一樣。這即意味著我們要糾正這個世界的不平等、讓年輕人有機會受更好的教育、改善女人的社會地位等等，好讓這些恐怖組織賴以生存的社會沃土不再存在。
某人心裡滿腔恨意時，我們要以悲憫的態度對待，就像醫生面對躁狂的瘋子一樣。首先要阻止他做出危害大家的事情。不過，醫生在醫治侵蝕病人精神的病痛時，並不會拿棍子來對待病人，而且也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而不讓自己落入暴力與恨意之中。要是以恨意回應恨意，那麼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
克里斯多福：事實上，面對一些有問題的人時，我們為什麼很難當個利他主義者、很難懷抱著悲憫之心或對他和善？因為我們生命本身已經面臨足夠的痛苦，以致我們再也不想去觸碰刺人的仙人掌，但是萬一這扎人的事發生在我們的家庭、鄰近之人，或是工作的環境中，那麼這便造成了問題。往往，我們並不願意對這樣的人好、對他們和善，我們認為他們也該對自己有所表示，做他們該做的事：「每個人都應該踏出他自己的那一步，我不想替他做他自己該做的事！」有時候，我們甚至會很高興他們有了小麻煩，抱持那種很高興看到別人陷在困難裡的心理，心想：「這說不定能教教他該怎麼做人處事。」
最後，還有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己狀況要很好，才能夠走向處於困難中的人。不管這是為了與之對抗（以防落入侵犯），或是為了對其懷抱悲憫（以防自己不受到他人操弄或剝削）。有時候，要是沒準備好的話，自己最好別扮演懷著悲憫之心的英雄。我曾建議一些病人避免這樣的情況，因為我不覺得他們已經準備好去面對它。
亞歷山大：為了贏得自由與愛，我們必須辨別是誰拖拉著我們往下墜。這並不是要避開他們，而是當他們出現在附近時，必須加倍地注意。真的有人較容易激起我們的憤怒、害怕或是悲傷情緒。有個朋友對我坦承，他去看自己媽媽的時候，他總是很小心地提防：「這有點像是走近車諾比，等著她的負面情緒向我迎面拋來。」我可以保證，這個兒子其實是很愛他媽媽的……我從他的自知之明中汲取了一項可貴的工具：當有干擾讓我不能和人有良好關係時，我要傾聽自己內在羅盤提供的方向。在與人相交時，要拋棄那傷及關係的言行，也就是拋離與人相鬥之事，將我們的拳擊手套放在衣物間裡，並且意識到自己在面對某些人時的脆弱。拋下偏見，即是驅散將我們與他人隔離的濃重霧霾，以便真實地面對對方。
哲學傳統提供我們了解這種情況的幾項工具。在《普羅泰戈拉》一書裡，蘇格拉底說了這麼一句有名的話：「沒有人是故意凶惡的。」就這麼診斷出了病況：凶惡的情緒主要是出於一個受苦的人，他顯然沒有平安與喜樂。就此，我們可以從侵略性、暴力中看出這是個警報，是他向外求援的警報。
選擇溫柔、放棄恨意，需要很大的勇氣。當我們譴責他人，只會使事情更惡化，為什麼不減省話語，甚至閉口不言呢？苦修，即是不要反應過度，尤其不要加油添醋。我們也要記得，如果一切不能立刻解決，一點也不嚴重。即使我們盡了一切努力，總是有人寧願懷抱著怨恨和憤怒而活。有位女性朋友這麼對我說：「就算我嚥下最後一口氣，我都還是怪他不好。」當我建議她拋下一點這樣的怒氣時，她卻對我說自己不是個懦弱的人……不幸的是，有時候我們寧願死去，也不願承認自己錯了。
我同意克里斯多福所說的，要避免與人爭戰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從早到晚都得面對一個不斷向我挑釁的同事，我該怎麼做才能不落入敵意與憎恨中呢？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越是堅持深沉的和平，就越能避開以牙還牙的報復行為。為了好好地消化與人的衝突，有效的操練是把傷害我們的這個人，看做是被自己缺點所「蒙蔽」的受害者。我們當然不會去責怪一個在路上踩了我們腳的盲人……
馬修：蘇格拉底「沒有人是故意凶惡的」的這句話，可以有很多詮釋角度。根據柏拉圖的另一段話，蘇格拉底指的似乎是缺乏自由意志。他在《普羅泰戈拉》裡說：「那些做了醜事與壞事的人都不是故意的。」自由意志是很複雜的問題。有些神經科學家表示，因為我們的行為是一連串的無意識，也就是說我們無法控制腦神經運作的過程，所以我們做的就只能是我們所做的。不過，我們對此可以回答說自己有處理個人情緒的能力，有消除自己不受歡迎思維的能力，而且這樣長期下來，我們是有能力藉由操練，讓精神改變性格。
很明顯地，有些人有時候是會蓄意傷害他人的。問題在於是否為了傷害而傷害。根據心理學研究，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媒體和小說都喜歡提及純粹的惡，許多電影也都會拍攝惡人做些「為了傷害而傷害的事」，並且為自己毫無理由做惡事而感到開心。不過，就像心理學家羅伊．鮑麥斯特在他的《惡》書中所指出的，絕對的惡其實是迷思。即使是那些犯下最殘酷惡行的人，他也認為自己是在防備以免受到邪惡力量的侵擾。那些起而報仇的人也認為自己有權力以暴力來修補別人對他的傷害。儘管他們對現實的詮釋十分反常，至少他們認為自己不是「為了做壞事而做」，而是為了防備或修補。
根據佛教的說法，絕對的惡並不存在，因為就算是作惡多端的人，內在深處都具有「佛性」，就像落入淤泥裡的一小塊金塊，爛泥永遠不會讓金塊起變化。
那些落入暴力裡的人，肯定地表示自己的理由是正當的、他們的權利受到他人的嘲弄。儘管他們所說並非為真，但還是要注意聆聽，以避免再度落入暴力之中。亞歷山大引用史賓諾莎的話：「不要嘲笑、不要哭泣、不要怨恨，而要了解。」這是第一件要去做的事。二○一一年於挪威犯下大規模殺人案的安德斯．布雷維克，在警官審訊他時主張「聆聽他的說法」：必須要問罪犯怎麼解釋自己所做的事。
為了避免惡再度冒出頭，重要的是了解它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它一開始是怎麼發生的。
例如，要是我們觀察種族大屠殺是怎麼發生的，會發現它幾乎總是從視特定一群人為惡魔、把特定一群人去個人化、去人性化開始的。這些人不再是如你我一般，有家庭、有歡樂也有痛苦的人。這些人都成為相似的一群，只把他們看做是登記簿裡的一個人名。我們也會對自己加諸於他們的痛苦變得不敏感，並將自己的罪行看做是一種責任，或者是一種對大眾的救贖。我們就是這樣犯下起先認為不可能犯的醜惡罪行。
克里斯多福：我同意你的說法。蘇格拉底想表達的，大概是沒有人在本質上是凶惡的……當然，沒有人是壞人。不過，我們卻可以蓄意當個凶惡的人。事實上有很多駭人的社會新聞就是這樣；我不知道這樣的殘酷是不是有意識的，但卻是完全且徹底的。我還記得英國曾經發生一起兩名十二歲兒童綁架一名五歲兒童的社會事件，而且殘酷地施以刑罰。這涉及心理變態的問題：有部分的人是沒有能力感受到同理心的，他們在悲憫方面是殘障。我不了解這兩名十二歲兒童的成長背景，但顯然他們的價值觀出了問題，不尊重生命。這個事件特別讓我們重視悲憫教育的必要。就這一點，我們不能怪這兩名兒童，但是他們對別人而言還是具有潛在的危險性。我們採取的對應措施不能太過天真，除了悲憫教育之外，有時候還得有相應的教育或強制權等等。
馬修：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悲憫都不應該被視為弱點、負擔或犧牲，而應該看做是最好的選擇，即使是在情況最錯綜複雜的時候也一樣，就像這兩名完全沒有同理心的兒童。這也是保持自己完整性、挺住厄運的最好辦法。阿根廷哲學家米蓋爾．本納薩亞曾經在阿根廷監獄中受到酷刑。他跟我說，救了他一命的是即使在最艱苦的時刻，施刑者從來也無法催折他深沉內在的尊嚴。達賴喇嘛的醫師丹增．曲扎，曾經在中國的奴工營中度過二十五年。他對施刑者並無任何好感，不過他沒讓自己對他們懷抱恨意。在一陣酷刑之後，他幾乎總是能找回他的悲憫之心。他告訴自己這些對他施刑的人都是些精神有問題的人，他們都被洗腦，所以他應該心懷悲憫而不是怨恨。也就是這樣的態度救了他的命。他最憂心的就是丟失悲憫之心，因為只有悲憫，他的存在才有意義。
（本文選自全書，張若儀整理）
作者：馬修．李卡德（Matthieu Ricard）、克里斯多福．安得烈（Christophe Andr）、亞歷山大．喬連安（Alexandre Jollien）
出版：究竟出版
書名：三個朋友的人生智慧大哉問：僧侶、醫師與哲學家的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