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超過60萬名外籍移工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存著，然而他們的生命卻如同一團迷霧，所受的苦難，常常也不為人知。阮金紅及丈夫蔡崇隆拍的紀錄片《再見 可愛陌生人》，近距離地以親近的視角，拍下非法移工的生活與難處。
“認真活過的人，才能拍出生命。 我是跟鏡頭裡的人站在一起。”（攝影/劉咸昌）
直到現在，回憶起拍攝紀錄片《再見 可愛陌生人》的這段往事， 阮金紅還是說得驚心動魄。這部片記錄的是非法移工的處境，將在桃園電影節角逐「臺灣獎 」，阮金紅和先生蔡崇隆是導演。
阮金紅也不知道要怎麼辦，只好請司機開往荒山。「我本來只是要去關心他們，但是一上去，他們竟然早把東西都準備好，以為我要接他們下山躲警察。」天暗路險，載他們下山風險很高，計程車若被警察攔住，這更是樁包庇非法的案子，要吃上官司的。
暗夜黑車裡，他們的故事就此展開⋯
她想也沒想，咬牙就把移工們送上了計程車，「好，我帶你們走！沒關係，被抓我扛，我做好事，一定會有好報。」運氣倒好，暗夜黑車避過了警察，阮金紅再付給司機四千五百元作回程的費用，來回花了九千塊，那是她和蔡崇隆一個月的飯錢，「但我真的沒辦法拒絕他們。」
這些「非法移工」是異鄉陌路上的亡命者，他們來台，要付出超過五千美元、不合法規的仲介費用，若再遇上不肖的台灣雇主以各種理由苛刻、剝削，那些不人道的低薪、過勞、惡劣的居住環境，逼得他們只能選擇逃跑，打黑工賺錢。
我每天夢到警察抓我啊～好可怖！
阿成是阮金紅鏡頭下的外籍移工之一，他會說中文，但說得不夠好。當阮金紅問他，「你的夢想是什麼？」他把「夢想」和「做夢」搞混了，睜著眼回說：「有啊，每天做夢，夢到那個警察抓我啊。好可怖。」那當然不是夢想，而是「夢魘」。
就像蔡崇隆說的，阮金紅拍攝移工的視角很親切、很貼身，她離他們很近，一起在高山上種高麗菜、一起幹農活，在她拍下的所有影像中，都帶著一份「感同身受」。知識分子或紀錄片導演往往把對弱勢的同情，視為一種「品味」，但阮金紅從不「俯視」或「歧視」弱者，她跟他們站在一起，「平視」著他們。
那種「理解」是貨真價實的，因為她自己也經歷過同樣黑暗、戲劇化的故事。阮金紅是從越南嫁來台灣的新娘，「我經歷過的事，可能也是很多移工們經歷過的事。」談自己之前，她就先一步預告：「我怕我講了會哭。」她並不畏懼提過去，但她記得那些回憶有多沉痛。
阮金紅是越南同塔人，家境並不好，她家屋頂是樹葉搭的，破屋子旁繞著叢林，幾乎與世隔絕。畫家侯俊明曾在創作《亞洲人的父親》時訪問過阮金紅，為她的童年畫過一幅畫。在那次訪談中，阮金紅說，她父親喝醉，就會被「髒東西」附身，變成老虎，見人就狂追猛咬。
「媽媽常常被爸爸打，他拿棍子隨便甩媽媽，媽媽帶著我們跑，像母鴨帶著小鴨，把我們帶到叢林裡躲起來。」小學五年級後，她就沒繼續讀書了。阮金紅確實是越南人，但她當時只知道自己生在那，破屋子之外的越南，對她來說是一片未知之地。家裡親人對她並不友善，貧窮的處境也讓她難受，長大後，阮金紅萌生了逃跑的念頭。
我聽說台灣好，半夜兩點就偷偷逃家
她得知鄰居阿姨認識仲介，就想藉著結婚逃往台灣。「我從來沒離開家過，也不知道去哪……，我聽到台灣好，也不知道嫁給別人會怎樣。我能吃苦，不管國內或國外，我都會好好去做。」
就像移工逃警察那樣，這又是一個「暗夜出走」的故事。也是在深夜兩點多鐘，她和仲介聯絡好，偷偷從家裡溜出來，鄰居的狗聽到聲音狂吠，黑夜裡處處都是風吹草動，「我像小偷一樣搭上了車，搭了四個小時，才到了胡志明市。」
二十歲時，阮金紅從越南嫁到台灣，但即便兩個地方隔了一整片海、一千七百多公里，她生存的處境，卻差不了多少。
在嫁給蔡崇隆之前，她還有一段婚姻，這簡直像一場噩夢。嫁給第一任丈夫後，阮金紅兩個月就有了身孕，但隔沒多久，事情就變得不大對勁。她前夫好賭，而且還會暴力相向，前夫家人對她的冷言冷語，更像是利刃般刀刀刺在她的心頭。
女兒出生後，阮金紅多了個心頭肉，受到的折磨卻也成了雙倍，「我前夫賭博，有時偷我的錢去玩，我沒錢，但也要負擔小孩的經濟、費用，所以我白天到工廠，晚上又去加油站。工作是為了保護我孩子。」
他想要的時候，就直接扯我衣服⋯
「他把我當工具，想要的時候，他就直接扯掉我衣服。」女兒出生後，前夫沒有收斂，一樣我行我素，「有一次，我被丟到床上，他甩開枕頭，直接甩到女兒頭上。」她預告的眼淚終於止不住地，串串從她眼睛裡流下。
結婚八年，她終於選擇離開這段關係，「我真的待不下去！」噩夢卻還沒結束，前夫和前夫的家人如影隨形，有時在後跟蹤，有時乾脆在街上攔路把孩子強行帶走，還打電話到阮金紅越南老家，嗆聲：「妳要妳女兒乖一點，不然我挖出她一根骨頭。」
「我快瘋了，我當時租屋租在十三樓，看著樓下，每天都想往下跳。一轉頭又看到我女兒，我瘋了，甚至想乾脆把她砍了。有時情緒控制不住，她不乖，我甚至拿棍子一直打，讓她痛到把衣服都脫光。」講到這，阮金紅說話的語氣已經幾近嘶吼。
為母則強，二○○八年，她為了自己的人生，終於決定鼓起勇氣，一狀告到法院。「我不懂法律，法院在哪我都不知道，每次開庭，我騎著摩托車，邊念佛經，求神保佑我。」儘管生活的苦難，一而再、再而三地壓迫著她，但阮金紅自己蒐集證據，試著與前夫周旋，總算逐漸走出厄運。
在一次活動上，阮金紅認識了蔡崇隆。人們往往會覺得，一個在台灣的越南女性，總得依靠這裡的男人才能生存；但對蔡崇隆來說並非如此，人與人的關係不可能那麼簡單，更不可能如此不平等。
當時，蔡崇隆在台北忙於工作，母親獨居在彰化。只是幾天沒聯絡，他的母親竟然在洗澡時摔跤，就這麼過世了，鄰居注意到屍臭，才藉著警方通知兒子。愧疚、自責讓蔡崇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阮金紅就在這時進入了他的生命。
蔡崇隆當時在彰化沒有交通工具，阮金紅知道這個狀況，便把自己的摩托車借給他，每天走半小時去工廠上班。儘管自己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裡去，阮金紅卻認為，「我得先幫助人！」就是這麼單純的一個念頭，將他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
在台八年，漂洋而來的阮金紅從沒見過海，蔡崇隆帶她去看了海。原來海不是黑色的，在陽光照耀之下，它是藍色的。
她拍她的越南姊妹、也關照逃跑移工
蔡崇隆是拍紀錄片的老手，阮金紅也試著拿起攝影機，拍下她見到的世界。她凝視著那些同樣嫁來台灣的越南姊妹，拍了《失婚記》，接著又轉而關照逃跑移工，拍了《再見 可愛陌生人》。
在阮金紅的鏡頭下，移工阿成彈起吉他，唱出自己改編的越南流行歌，歌詞說：「我的故鄉在大海旁邊，我出生的第一個哭聲在海邊。」阿成和阮金紅，都因過海來台，哭了一次又一次。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放棄人生，總試著努力從夾縫中掙出點空間。
蔡崇隆出身媒體，從平面跨足影像，不但受過完整的拍片訓練，也擁有深厚的知識基礎，但他知道小學畢業的阮金紅可以做到更不一樣的事。「就像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他為了拍農夫，就變成農夫自己種田。」阮金紅學歷不高，但她卻能從最質樸的觀點出發，讓影像從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發生，「她跟她拍攝的對象站在一起。」蔡崇隆說，認真活過的人，才能拍出生命。
夫妻倆現在買了間房住在嘉義，最近更租了間古厝，想以此為據點，為越南移工、新住民盡點力。
在訪問這天，阮金紅除了哭，其他時候一直笑著。蔡崇隆平時其實很嚴肅的，阮金紅拉著他，走進一片稻田中，拿起手機嘟著嘴自拍，邊對著老公喊：「你是帥哥！」蔡崇隆忍不住也笑了。
台灣是寶島， 還是他們的苦牢？
「逃跑移工」不甘被仲介、雇主剝削，非法在農地間流轉，只求多賺錢。 （圖/阮金紅、蔡崇隆提供）
移工口中的台灣人仍是善良的，他們並沒有一竿子打翻整船人。（圖/阮金紅、蔡崇隆提供）
「我講了會哭。」那天阮金紅談起過去，她說， 我經歷過的事，可能也是很多移工經歷的事。（攝影/劉咸昌）
阮金紅
出生：1980年
現職：紀錄片導演
學歷：小學肄業
家庭：與導演蔡崇隆（首圖右）結婚
「《再見 可愛陌生人》將角逐桃園電影節臺灣獎 ，更多活動訊息，請關注官網（http://www.taoyuanff.net）或「桃園電影節」facebook粉絲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