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求學，讓我離開自己的水井，看到另一片完全不同的天空。
簡單來說，答案是什麼根本不重要，只要有高中數學程度，加上簡單的電子學模型，幾乎可以解決基礎電子學上的所有問題。
我自認受到台灣教育要求正確答案的荼毒過久，無法立刻接受美國式的教學理念。然而同樣來自台灣，我在 NYU-Poly 的學長張正華卻完全不受過去背景的桎梏。他泅泳在美式教育中，游刃有餘。
我記得有次高等電子學舉行課堂上的紙筆測驗，我花了很多時間努力估算，努力地追求正確答案，結果考了九十二分；但學長半個小時就交卷，卻考了一百分。然而，我們兩人的答案與正解間皆有誤差，為什麼他就能夠拿滿分？我不服氣地質問 Strauss 教授。
教授告訴我，我雖然想要「估算」，但其實還是費心在「計算」，所以才會花去那麼多時間。正華學長則真正發揮教授的精神，他根本就脫離了「計算答案」的思維，和我已經屬於不同境界了。
我這位一身傲氣的學長在出國前就曾在一份頂尖的國際期刊上發表過論文，他帶著追隨大師的心態就讀 NYU-Poly，自然跟我這種只想拿學分、拿高分的學生有不同的高度。這大概也是他能夠擺脫台灣考試養就的解題習慣，只追求微言大義的主要原因吧！
因為有這樣的比較，出國求學後，我變得更謙卑。自己當了老師以後，即便我還未臻通達之境，但我總希望把我在那些「神人」級教授和同學們身上學習到的哲理，傳授給我的學生。
他們用極簡單的方式證明複雜定理時，用武俠小說的說法，我有種筋脈被「打通了」的感覺，但如今教書二十年，我卻還不曾在任何學生的面容上看到那種「通了」的表情。
另一件我想教導學生的事是，並不是所有事都有標準答案或準則可以追尋，世上也鮮少有什麼事是只有一種解答或做法的。
然而，這樣的觀念與台灣教育追求標準答案的方針不符，我自己也是花了好多時間才領悟，自然很難在陪伴學生的短短幾年內，改變他們過去十幾年求學養就的習慣。這一點，我始終覺得遺憾。
投身音樂與音響研究工作
我在紐約取得博士學位後，Kim 教授推薦我到 IBM 的 Watson Center 工作。這份工作可以幫我辦綠卡，而且工作地點就在紐約上州，我可以繼續過我心儀的紐約生活。
然而，我是因為需要獎學金才不得不從事影像處理數位電路設計的研究，它不是會讓我燃燒出熱情的學術範疇，去 IBM 得繼續在影像領域中努力，這讓我有些猶豫。
剛好那時台灣工業研究院的趙子宏博士來紐約訪問，他告訴我，史丹佛大學的電腦音樂與音響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mputer Research in Music and Acoustics, CCRMA）正在徵募有電機專長的博士後研究員，因為工研院和該中心有合作計畫。我若對那份工作有興趣，他可以推薦我至加州赴任，薪資則由工研院支付。
從任何世俗的角度來衡量，我都不該前往 Palo Alto。史丹佛的工作是一年一聘，無法申請綠卡。對於想要長期留在美國的我來說，能不能取得美國公民身分至關重要。
另外，工研院提供的薪資足足比 IBM 少了一半，Palo Alto 的生活水平卻比紐約還要高，我若接受史丹佛的工作，生活上勢必無法像在 IBM 工作那麼優渥。更重要的是，我若婉拒 IBM 的工作，等於拂逆了指導教授的美意，對我這種尊師重道的學生，這個關卡最難跨過去！
只是這些實質利益或道德考量再怎麼多，都無法平衡天平另一端的砝碼：音樂與音響研究。我從國中時期就投身的嗜好，居然可以晉升為學術研究的領域，這對我根本就是千金不換的交易。我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決定了去處，並在 Kim 教授諸多不解（但仍舊給予祝福）中收拾行囊，告別紐約的晚冬，奔赴加州陽光海岸。
自由、開放的風氣
史丹佛大學的電腦音樂與音響研究中心位在學校最優美，可能也是最古老的The Knoll 大樓裡。中心的硬體設計十分友善，隨處都是可以安靜討論的角落：有白板、立桌和沙發，就會有一群人窩在一起天馬行空地討論、分享想法。咖啡壺裡總是有滿滿的熱咖啡，只要想到什麼主意，隨便抓幾個人就可以聚眾討論，就算沒談論出什麼結果，也不會有人認為那是浪費時間。
整個研究中心提供的環境如此自由，我們這些研究員自然能很放心地將所有未成熟的想法丟出來和別人討論。透過腦力激盪，把粗淺的創意揉捏得更成熟後，交給智慧財產中心分析。
智財人員若能利用那樣的想法申請專利、募得資金，就幫中心賺到經費；如果無法變成產品，就將創意改寫成論文發表。總之，憑藉「這種想法好有趣，我們來試試看」的態度，以及大家對音樂的共同喜好，我們在全無壓力的自由環境下盡情揮灑，充分享受從事研究工作的樂趣。單單那一年，我就參與開發了兩項研究，成就感十足。
（本文選自全書，張若儀整理）
作者：蘇文鈺
出版：寶瓶文化
書名：做孩子的重要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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