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條命換三條命，多數人或許會覺得不妥。然而，若用一條命換三百條命呢？
德國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不可侵犯。
但此言並不為真，因為人之尊嚴常受侵犯。
用一條命換三條命，多數人或許會覺得不妥。然而，若用一條命換三百條命呢？
全球最多人閱讀其作品的德國律師作家，《罪行》作者馮‧席拉赫在短篇散文集《可侵犯的尊嚴》，對人類的罪行、尊嚴、正義提出超越時代的思辨與詰問。
這是其中第一道問題，一個真實的故事。
四個被困在汪洋上，早已斷糧的水手，他們為了存活下去，三個有家室的成人決定殺了另一個孤兒見習生......
從這個故事起頭，席拉赫帶您思考，正義的對立面不必然是絕對的邪惡。（反之亦如此）
當喧囂的多數揮舞著民主與道德的旗幟，歧異的少數是否依然保有容身之處？
〈人之尊嚴常被侵犯──恐怖主義何以將決定民主〉／馮．席拉赫
二○一一年五月二日深夜，美國士兵射殺了恐怖分子賓拉登，射殺令由美國總統下達。賓拉登死亡的消息一公布，美國響起了歡呼聲，紐約市民開心到上街跳舞。歐巴馬總統自豪地宣稱：「正義獲得了伸張。」不久之後，德國總理梅克爾說：「對於能成功狙擊賓拉登，我感到十分高興。」為了讓我們不至於對梅克爾的「高興」有所納悶，同黨的國會議員考德加以解釋：總理當然是以符合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感到高興。他說：「身為基督徒，我認為世間有邪惡，而賓拉登是惡人。當世間之惡減少了，身為基督徒是可以感到高興。」
但事情也許並沒有這麼簡單。單單一個人或一個政府真的可以身兼原告、辯護律師及法官，來決定誰該活、誰該死嗎？有許多人試圖證明這樣做是對的，但是大多數研究國際法的人都加以駁斥。如果仔細觀之，我們違逆仇視的欲念需求，而制訂出的所有這些法律及國際法規定所彰顯的是另一件事，而這件事隱藏在這些法律及規定的背後，比這些法律及規定更為重要。
一八八四年七月五日，英國小型貨輪「木樨草號」遇上了暴風，漂流到大海上，在距離好望角大約一千六百里處傾覆沉沒。船上共有四人：船長、兩名強壯的水手和一名瘦弱的十七歲見習水手。他們幸運地搭上救生艇逃生。等到風平浪靜的時候，他們開始檢查小艇上的存糧。情況不妙：船上只有兩罐蘿蔔，他們因此多撐了三天。第四天他們捕獲一隻小海龜，又撐到了第十二天。船上沒有水，他們只能偶爾用外套接點雨水來喝。暴風雨過後的第十八天，他們已經七天沒吃東西、五天沒喝水，於是船長提議殺死他們當中一人，以拯救其他人。
三天之後，船長想出了抽籤這個主意，輸的人就得被殺。但他們隨即想到他們三個都有家人，而見習的少年只是個孤兒，於是拋開了抽籤的主意，認為不如乾脆殺死那個少年。隔天早晨仍然看不見獲救的可能，船長就單刀直入地向少年開口。少年躺在小艇一角，口渴得快要發瘋，先前他喝了海水，身體虛脫，眼看再過幾個小時就會死亡。船長告訴他時候到了，一刀刺進他脖子。
接下來的幾天，三名船員吃少年的肉，喝少年的血。事發兩天後，一艘船經過，船上乘客發現了這艘小艇。三名生還者獲救，被送回英國。英國的每一家報紙都報導了這件事，歐洲的報紙也幾乎都加以報導，頭版上刊載了描繪這樁駭人事件的插圖，把所有的細節一一呈現在讀者眼前。輿論紛紛站在船員那一邊，認為他們情非得已，也吃盡了苦頭。
儘管如此，檢調單位還是將他們逮捕，交由法院審判。其中一名水手願意擔任證人，因此沒有被起訴。這樁案子以「女王訴杜德利與史蒂芬斯案」在法律史上留名，杜德利和史蒂芬斯是那兩名船員的名字。那場審判只提出了一個問題：那些船員可以為了拯救自己而殺死那名見習水手嗎？用一條命換三條命，法庭必須判定這種算盤是否能被允許。
我推測在這樁案子上，法官若是宣判無罪，多數人會感到不太對勁。可是請各位不妨換個數目來想。假如靠著那個死去的少年而活下來的船員不是三個，而是三百個呢？假如那個數目是三萬乃至三十萬，情況會有所改變嗎？這果真是人數的問題嗎？這個問題並非純屬空想，而是非常實際：想像一下，一架飛機自科隆波恩機場起飛，一名男子闖進駕駛艙，殺死正副機師後，透過廣播宣稱這架加滿油的飛機將飛往柏林，並撞毀在波茨坦廣場上。德國聯邦國防軍派了四架攔截機升空，緊跟著那架被劫持的飛機飛行。德國總理從廣場旁的辦公室撤離。如果德國政府下令擊落那架飛機，就能拯救數千名無辜的民眾。這時政府拿到了乘客名單，機上共有一百六十四名旅客，包括前往柏林的商務人士、兩名孕婦、六名孩童和一隻狗。
政府必須做出決定：相對於數千民眾，一百六十四名旅客算什麼呢？如果飛機將要墜毀，這些旅客反正也只剩下幾分鐘可活。換作是你，你會怎麼決定？
德國基本法的第一句為：「人之尊嚴不可侵犯。」此言當然並不為真，因為尊嚴經常受到侵犯。這句話的本意是指我們不應容許人的尊嚴受到侵犯。這一句之所以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這是憲法裡最重要的一句話。基本法的第一條具有「永久保障」，意思是只要基本法還適用，這一條就不能更改。而政治人物也常掛在嘴邊的這份尊嚴究竟是什麼呢？「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說：尊嚴意味著絕對不允許將人變成國家行為的純粹客體。但「變成國家行為的純粹客體」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概念要回溯至康德。康德說：人能夠立下自己的道德規範並且據以行事，這一點把人類和所有其他生物區分開來。人認知世界，能夠反省自己，因此他是主體，而非像動物或石頭一樣只是客體。康德把理性的人類稱為「人格個體」，只有人格個體才有尊嚴可言。
叔本華批評康德沒有充分界定此一定義。而叔本華的批評並非全然沒有道理：康德沒有解釋為什麼一個對本身有自覺的生物就是「人格個體」，而所有其他生物都不是。我認為康德並不需要進一步加以說明。因為不管我們願不願意，德國的整體思想深受基督教影響，這與我們是否相信有上帝無關。此一宗教的新意並不在於創造出一個新的上帝，而在於毫不妥協地尊重他人。少了這份尊重，我們的哲學、藝術和文化就無從想像。而對他人的尊重就意味著把對方視為主體。
因此，憲法也比康德更進一步：康德只把有理性的人視為人格個體，不包括孩童或是有心智障礙的人。但對憲法來說，只要是人就足夠了。身而為人，就是個主體，並且具有尊嚴。如果一個人的命運由旁人決定，而他本身不能影響這個決定，亦即如果不問他的意見而逕行決定，那麼他就成了客體。因此事情很清楚：國家永遠不能把一條命拿來和另一條命相衡量。因為人不是物品，沒有人能比另一個人更有價值。這一點在人數多時也同樣適用。
這只是大學教授和哲學家高高在上的概念嗎？只是憲法法官不食人間煙火的決定所做出的要求？不，正好相反：各位只需想像一下，假設我們把一條命和另一條命拿來衡量，會發生什麼事：有三名病患生命垂危，一人少了一個腎，第二人的心臟隨時可能停止跳動，第三人失血過多即將死亡。另有一個健康、只患了小傷風的人坐在候診室裡看報。如果我們把人命拿來計算，那麼醫生就該取那個健康之人的器官和血液來救活另外三個人。正是所謂一命換三命。在這樣的世界裡，就醫看病說不定反而更危險。(此案例僅供哲學探討，並非真實事件)
儘管如此，「在真實生活中」，碰上劫持飛機的危急情況，我們仍舊會懷疑憲法所做的價值評估是否正確。如果碰到一個人正要引爆一枚炸彈，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殺死他，也不得不這麼做。凡是有理性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但我們絕不能為求自己活命而犧牲一個無辜的人，不能把生命拿來和生命相衡量，哪怕另一個生命「只是」一個奄奄一息的瘦弱少年，或「只是」一架飛機上的一百六十四名乘客。
審理「女王訴杜德利與史蒂芬斯案」的法官說到了重點：「不論誘惑有多大，也不論（那些船員）所受的苦難有多大……生命的價值如何能加以比較？」接著他又說：「是該比較力氣、智力還是其他東西？……在本案中被挑中的是最虛弱、最年輕、最無力反抗的生命。殺死他要比殺死那些成年男子當中的一個來得正確嗎？答案必須是：『不。』」
各國政府早已開始質疑這些原則，用愈來愈複雜的方法試圖迴避此一彰顯人人價值相等的明確決定。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歐巴馬總統在二○○九年上任之後不久即宣稱，美國將繼續反恐、反暴力，但會以「尊重吾人價值與理想」的方式進行。他說他將關閉囚禁戰犯的關塔那摩監獄，因此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美國這個國家過去這一百年來如此輝煌，是全世界自由、公平與正派的保證，此時似乎終於重新記起自己的理想，那一刻令人歡欣。如今歐巴馬總統的這份聲明已過多年，卻仍然有不受法律保護之人在關塔那摩遭到監禁、侮辱和折磨。
這幾年在德國也有類似的舉措。在一九八五年的一篇文章裡，法律學家鈞特．雅克布斯首度把「敵人刑法」和「公民刑法」加以區分。他援引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契約理論」：脫離社會的人處於一種沒有法律的自然狀態，因此成為敵人，而打擊敵人乃屬必要。恐怖分子攻擊國家及憲法本身，因此失去公民權，成為不受法律保護之人。根據這個理論，如果這些人想要摧毀我們的社會，就可以對他們刑求或加以誅殺，也就是說，假使德國也有像關塔那摩監獄的機構，也屬合法。這並非只是抽象的討論，討論進行得十分激烈，的確有些持重人士傾向於贊成這種「敵人刑法」。在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之後，雅克布斯質疑，法治國家在面對公民所做的自我約束，在面對恐怖分子時，「根本不恰當」。
雅克布斯想根據「敵人刑法」來對抗恐怖分子和黑手黨，在馬格努斯．葛夫根一案上，則有人討論，是否應該允許警方用刑求來偵辦令人髮指的犯罪行為，尤其可能挽救另一條生命時。「為救人而刑求」這句話廣為流傳。葛夫根既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手黨，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人馬上同意剝奪他身而為人的尊嚴。就連「德國法官協會」當時的主席都認為刑求並非萬萬不可，也有一些大學教授同意他的看法。
各位也許會認為，在德國，至少那些來自市民階層的政治人物有足夠的理性，不至於因為恐怖分子帶來的危險而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情況卻正好相反：二○○七年，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和「社會民主黨」這三大政黨投票贊成儲存通訊信息備用，此舉能監視每一個國民。這條法律是在馬德里及倫敦遭到恐怖攻擊之後制訂，據說唯有如此才能贏得反恐的戰爭。後來「德國聯邦刑事局」發現，透過儲存通訊信息備用頂多只能提高千分之六的破獲率。也就是說，為了這麼一丁點好處，公民的基本權利輕易被損害。「美國國家安全局」透過監聽而能提高的破獲率也不太可能高到哪兒去。後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定這條法律違憲而加以廢除。而那些政治人物呢？他們沒有下台，沒有道歉，甚至不覺得慚愧。
支持「敵人刑法」的人、威脅要刑求犯人的警察、下達殺人令的歐巴馬總統、為了賓拉登被殺而表示高興的梅克爾總理—他們全都錯了。因為人權其實一如友誼，在黑暗、艱難的日子裡，尤其要經得起考驗，否則就毫無用處。我們的共識是絕不容許政府故意違反法律，這也是我們憲法的基礎，這份共識如今經常遭到違背：無人機在戰爭中殺死平民、恐怖分子被視為不受法律保護而遭到刑求、情治機關閱讀我們的電子郵件和簡訊，因為我們全都受到普遍的懷疑。
雖然這一切都並非來自德國政府，而法律也不要求任何人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梅克爾總理當然無法解散關塔那摩監獄，也無法裁撤「美國國家安全局」，因此她並未違反她的就職誓言。然而單是這樣並不夠，政府的任務遠遠不止於此。如果政治人物不再竭盡所能保護憲法，如果他們成了外國政府侵權的共犯，如果他們有時甚至為了外國政府的侵權行為而感到高興，這就危害到我們自己。西方世界的自由與自我理解不會取決於高速公路收費、增稅或長照保險，而在於如何對待法律。
那位英國老法官以殺人罪將那兩名船員判處死刑，但建議加以赦免。六個月之後，女王釋放了他們。判決書上有幾句了不起的話，是我們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應該奉行的：「我們往往不得不樹立我們自己也達不到的標準，訂定我們自己也無法遵行的規則……我們無須指出捨棄這些基本原則所意味的可怕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