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鄭文堂的新片《菜鳥》日前上映，片中揭露了警界黑幕，也在善惡中找到稱之為「人性」的東西。鄭文堂這輩子在街頭、殿堂遊走了幾遭，他拍過人間煉獄，煤礦礦災、雛妓的臉龐都是揮之不去的噩夢，但對他來說，改變世界的衝撞性情卻更不能放棄，「我想要保有『菜鳥精神』！」他說。
但他的眼睛，偶爾會放出某種很有生命力的光芒。
阿堂說自己「隨波逐流」，不熟識他的人，單從外表判斷或許真會認同，畢竟是個周身沒有顯露半分野心的大叔；但若對他小有了解，「隨波逐流」的形容就顯得有些荒謬了。
他走的路一直很特別，至少他選的方向與一般人不太一樣。一九八四年，他加入「綠色小組」拍攝社運紀錄片（編按：解嚴前後成立，以簡便攝影機拍攝、記錄社會運動的小眾媒體），一九八八年，阿堂進入民進黨新潮流勞支會負責工會組織工作，後來拍了《夢幻部落》、《眼淚》等電影長片後，又接下宜蘭縣文化局長的工作。
他的新電影《菜鳥》最近上映，內容敘述一個有正義感的菜鳥警察，猛然衝撞警界陳舊腐爛、不黑不白的失序規則，又是一個生猛灰暗的寫實故事。從街頭到殿堂；從政治到藝術，阿堂什麼東西都碰過。
莊凱勛（左）、宥勝在《菜鳥》中飾老鳥、菜鳥，詮釋警界黑幕。無論多少年，我都認為自己是菜鳥，怎麼樣也得抱著「菜鳥」的態度。（圖／鄭文堂提供）
阿堂點的是熱咖啡，我點的是冰美式，冰美式裝在玻璃杯裡，空氣在杯壁上凝成一顆顆小水珠，他說：「我最會拍這種玻璃杯。」沉吟半晌，阿堂像在腦袋裡搜尋一些很久沒提起的記憶，「我一開始工作的地方是奧美廣告公司。」
一九八四年、阿堂二十六歲，蓄長髮的嬉皮青年，那時他還沒做導演，日子卻過得挺好。「我從文化戲劇系影劇組畢業後，在職場繞了兩、三年，先進了奧美廣告公司」，當時他也順利討了老婆。
「說真的，奧美算是福利很優渥的公司。」阿堂同事身上那些蜥蜴皮、鴕鳥皮皮鞋、漿過的白襯衫和精選的公事包，都說明了這地方是進入「上流」或「準上流」的台階。二十六歲的阿堂在奧美已待了三年多，頭銜掛的是「製片」，月入五萬以上，「三十多年前，這種收入相當豐厚，我在民生東路大樓裡還有間專屬房間，可以隨我意思布置。」
挑戰高難度細節 一滴水珠、一縷雲氣，都絲絲計較
鄭文堂在拍攝《無聲》時，對每個細節都相當考究。鄭文堂是導演，但他在電影中深埋理念，永遠在問:「為什麼受苦的都是窮人?」（圖／鄭文堂提供）
當年的代表作是「麥斯威爾咖啡」廣告，「咖啡杯哪有那麼好拍！」他開始回憶，攝影機要拍出咖啡的蒸騰雲氣，霧絲要用「根」為單位計算，千絲萬縷都得斤斤計較；冰鎮的時候，也煞費工夫，「我們要拍出凝結在杯子外頭的細小水珠，等著其中一顆，順著杯邊弧度流下。」
風雅地說，那叫拍出「慾望的質感」、「渴求的品味」，「我當下忽然覺得怪怪的，大學時我讀杜思妥也夫斯基、陳映真，現在卻身處講究『生活品質』的時尚圈。」
幾乎同時，台灣發生多起重大礦災，一九八四年六月，土城海山煤礦因粉塵爆炸，七十二名礦工瞬間喪命；同年台灣發生多起重大礦災，共有二八九人死亡。「媒體當時做得很小，只當作一般事件處理。」貧窮工人在他們眼中只是美好世界外的邊境住民。阿堂在奧美公司想著，「我到底在幹嘛？」隔了幾天，阿堂遞出辭呈。
透過關係，他借了台攝影機，跨上摩托車前往災區。「我進去完全沒被攔阻，因為拿著攝影機，人家就以為我是記者，一下子就進到不能去的地方。」礦井是個黑幽幽的洞，炭車正費力地朝洞口升起，車子上屍體成堆，家屬被隔離在外頭。一張張緊閉雙眼、或者還沒瞑目的臉孔離阿堂越來越近，阿堂別過臉，又忍不住回頭看，「那天早上是礦場發薪水的日子，每個人口袋裡都裝著錢。」
紅紅綠綠的新台幣被小石頭一疊疊壓著，腳尾錢隨風飄擺，「我終於回到人間。」阿堂說。
「看到這個畫面前，我沒那麼確切知道自己要走這條路，看到以後，我覺得我做對了，我想把這事記錄下來，為什麼受苦的都是窮人？」阿堂出身宜蘭羅東鎮，小小的平房灰撲斑駁，隱藏在窄巷曲道裡，「旁邊住的不是妓女就是流氓。」阿堂苦笑：「我爸爸是典型宜蘭男人，穿山越嶺到金瓜石、九份，再到台北賣蛇膽、壯陽藥。」最後拋妻棄子，結了個「細姨」，從此別說養家，連面也見得斷斷續續。
阿堂的老家約三十坪大，「我們分租給很多人，房子裡頭塞了十五間房，有間房裡住著一個警察，他們一家五口擠在兩坪的狹窄空間裡。」阿堂和母親最親，媽媽常跟他說：「你窮，人家為什麼要疼惜你？」
「窮」這檔事，對出身底層的他一點也不陌生，比起燈紅酒綠的台北，這種生活狀態跟阿堂更加親近。
衝撞社會不公不義 礦災、雛妓拍到無奈無力，喝醉就哭
海山煤災讓他憶起兒時底層生活的苦楚，阿堂又笑說：「我是隨波逐流啦，要是海山煤災前，老闆如果升我當經理，我可能就做下去了。」但底層的生活是他的根，對歹命人的同理心，驅使他走上街頭。
隔了幾年，阿堂女兒鄭宜農出生，老婆出去賺錢，阿堂還是待在綠色小組。身處人間，衝撞偶爾有點虛偽的天堂，只為了記錄下那些被忽略的生命，「每天看著人受苦。」阿堂說。
「我拍過被賣到華西街的原住民雛妓；也拍過為了蓋飯店，挖布農族祖墳的工地，野狗在旁叼著人骨。經濟每天發展，犧牲的卻是這些人。」在綠色小組裡，「我們每天晚上喝酒，酒醉就哭，感到無力，吼著：『拍這個幹嘛？又無力改變！』」
「我後來想想：『不拍了！』」阿堂加入民進黨新潮流勞支會，成了「組織工作者」，「我背著白色或綠色的書包，到處幫人組工會。」這是他走上「殿堂」的第一步；接著他擔任立委盧修一的三重辦公室主任，「大家都認為我會被培養成政治人物，有人勸我選國大代表，但我考慮後覺得不適合，畢竟我還是一個『浪漫派』。」
接下來幾年，阿堂回歸創作，二○○二年，他的電影《夢幻部落》獲得第五十九屆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周獎，以及第三十九屆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六年的《深海》獲得第三十三屆布魯塞爾獨立國際影展大獎。一○年他拍《眼淚》，更展現了寫實的張力，無論是冤獄、刑求、小市民與警察的無奈，所有贖罪和懺悔都在邊緣的故事中被凸顯，該片也拿下台北電影獎最佳導演。
也就是在那一年，長期在街頭、創作領域衝撞世界的阿堂，受當時的宜蘭縣長林聰賢之邀，正式進入宜蘭縣政府，任職宜蘭縣文化局長。「我擁有權力，一直想做的就是，讓小朋友上學時有一條能看到不同風景的路。」文化局長主導所有公共藝術、文化建設，「我也有權力讓清寒、邊緣的人參與公共建設，給他們工作機會。」
他舉例，宜蘭童玩節工讀生四十幾天大概能賺四萬元，「總共有一百多個名額，背後動關係、說話的人也不少。」但他卻先把位置保留給清寒家庭學生。從街頭跨入殿堂，阿堂做的事情還是一樣。
《眼淚》男主角蔡振南說阿堂說得挺精準，「他看起來話不多，一群人時總是『惦惦』的，但他內心的想法卻比誰都清楚。」蔡笑說：「他要去當文化局長，我們都在打賭能做到何時，後來我見到他說：『拍電影啦！別做了』他笑笑回我：『等我完成目標再走』，很堅定。」
Freddy：他永遠站在邊緣，對抗當局
樂團《閃靈》主唱、同時也是政黨「時代力量」草創者林昶佐（Freddy）也說：「他平常吃喝玩樂，絕對隨和，什麼都好。」但有兩件事，阿堂從不妥協，Freddy說：「一是拍片，人家拍拳腳都用借位，他拍我們的MV，要我們拳拳到肉。二是『理念』，他永遠站在邊緣，對抗著當局、掌權者，這種態度，他一直非常執著！」
電影《菜鳥》的鏡頭對著善惡之間的灰色地帶，「那個地方腐爛了，卻也充滿人性。」曾在五湖四海、街頭殿堂攪和過的阿堂笑說：「無論多少年，我都認為自己是菜鳥，怎麼樣也得抱著『菜鳥』的態度。」他說：「我雖然『隨波逐流』，但我也想成為一個浪頭。怎麼說也想做點什麼，不想變得腦滿腸肥。」這才是阿堂的真心話。
鄭文堂小檔案
出生：1958年
現職：導演
經歷：奧美廣告製片、宜蘭縣文化局局長等
學歷：文化大學戲劇系
主要作品：
紀錄片《在沒有政府的日子裡》、《台灣魂》等
劇情片《夢幻部落》、《經過》、《深海》、《眼淚》、《菜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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