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映中的國片《太陽的孩子》，被譽為「今年最好哭的台灣電影」。在電影之外，兩位導演也曾因為各自的族群、家庭背景而飽嘗社會異樣眼光，他們希望用溫柔的電影改變人心，讓台灣孩子不要再受偏見與歧視之苦。
情節與近年社會運動風潮相呼應，又如實反映東海岸土地開發、陸客超載等時事議題，祖孫三代互動情節暖心又幽默，讓觀眾直呼「很有感覺！」上映兩周，已在台北市締造二百五十萬元的票房佳績，更獲得金馬獎三項入圍肯定。甚至在戲院將放映廳數減半的窘境下，票房依舊逆勢上漲，堪稱近年來的國片奇蹟之一。
鮮少有人知道，這個感動人心的故事背後，藏著兩位導演的童年心事：勒嘎舒米是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因家庭因素在六歲離開部落，努力融入閩南村莊，卻依然感到格格不入；鄭有傑的父親是日本華僑，讓他從小在日式教育中長大，卻因此飽受排擠。
隨著片中女孩大聲喊出「你是誰？」「邦查！（阿美族語自稱）」這兩位背景迥異的導演，彷彿也一同走過了曾經對自身身分、認同的徬徨，找到了回鄉之路。兩人接受《今周刊》專訪時，娓娓道來關於認同、掙扎與「尋找部落」的辛苦歷程。
《太陽的孩子》劇情動人心弦，部落的力量 與導演的溫柔，缺一不可。（圖/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異鄉的陌生人 台南的「番仔」、台北的「漢奸」
小學一年級之前，勒嘎還待在部落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媽媽把他養得白白胖胖，「部落小孩吃不到的頂呱呱、手扒雞，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吃。」九歲時雙親離異，他隨著爸爸到台南關廟，住在工廠辦公室改裝的房子裡，不但經濟變得相對拮据，更離開了他熟悉的部落。
關廟是傳統的閩南鄉村，同學、老師都用台語交談，全校只有他一個原住民學生，被嘲笑「番仔」是家常便飯，彷彿一棵被拔離了土地的植物，變得沉默、充滿心事。
勒嘎的童年回憶，是許多離鄉原住民的命運縮影；奇特的是，雖然身為漢人，鄭有傑卻因為特殊的家庭背景，而意外地與勒嘎有相似的經歷。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我會講日語，會是受歡迎的一件事情。」鄭有傑曾經翻譯導演是枝裕和電影小說《橫山家之味》，甚至以流利日語出席東京影展，被媒體形容為「征服櫻花妹」，但回憶起小時候的經歷，仍然覺得不是滋味。父親是曾在神戶發展的日本華僑，返台定居時幾乎不會說中文，在家中都以日語與孩子交談，這一特殊的背景，曾經讓鄭有傑飽嘗痛苦。
「我是民國六十六年出生的，那時候的課本非常仇日，『哈日』這件事，在我那個年代是無法想像的。小學一、二年級時，我被貼的標籤，是漢奸、走狗、日本鬼子，他們都這樣叫我。」說到過往回憶，鄭有傑微微提高了聲量。
「小孩子講那些話是無心的，我相信他們沒有惡意，就像勒嘎的同學一樣。我們都沒有做錯什麼事，沒有去傷害任何人，卻不知道為什麼要被排擠。」鄭有傑嘆息。
偽裝自己的男孩 改漢人口音、「搞笑」隱藏身世
在關廟，勒嘎感受到格格不入，只好加倍努力來融入朋友的圈子，他有一個漢人名字，叫做王亞梵。「我隱藏自己的口音，不讓別人知道我是原住民，為了打入當地的圈子，天天跟朋友玩在一起，上學也不怎麼去，成績不怎麼樣。」勒嘎回憶。
至於鄭有傑，三年級選擇轉學，逃離嘲笑與異樣眼光。「轉學後我完全隱藏我的身分，跟我爸說，你不可以出現在我的學校，我也從來不敢讓朋友來家裡玩。」兒子強力排斥、隱藏身世的行為，傷了父親的心，成為鄭有傑心底的遺憾，「我爸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我要那麼恨他？可能父子之間難解的結，就從那時候開始。」
同時，鄭有傑開始學習保護自己，「我學會譁眾取寵、喜歡講笑話，博得大家的認同，但其實我很緊繃、一直在害怕，有一天會被發現身世。好長一段時間，我比別人更想要證明：我是台灣人。後來才知道，這是自己的事情，根本不需要對誰證明。」
「我念國中時，老師知道我的身分，不知道他是想激我還是怎樣，就說你不用那麼用功啊，反正你可以去日本念書，又不用跟大家考聯考。我就很不高興，拚命考建中給他看。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幾乎犧牲掉所有玩樂時間，好像在過一種很兩面的生活，也慢慢忘記了我原本是誰。」鄭有傑說。
在台南的勒嘎，也開始偽裝自己，他改掉部落口音，打入當地社群，交到朋友，卻還是無法迴避內心深處對故鄉的渴望，從小無法經常見面的媽媽，承諾母親要在部落等他回家，始終是勒嘎內心的牽掛。退伍後，他決定「回部落看看吧！」
《太陽的孩子》劇情動人心弦，部落的力量與導演的溫柔，缺一不可。（圖/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
走上認同之路 返鄉，拿起攝影機找回自己
然而，長年離鄉的遊子，不但要重新抹去漢人口音、融入阿美族文化，也必須面對部落的閒言閒語，「他們會覺得年輕人怎麼不出去工作？好像你是一個比較失敗的人。」為了在部落安身立命，勒嘎跟著族人，從雕刻、編織、木工無一不學，卻始終找不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因為實在找不到工作，我甚至曾經去花蓮市的飯店提行李，後來又回到部落，兩年之內，就在城市跟部落之間來回了五、六次。」痛苦到了極點，勒嘎甚至想：「如果真的找不到適合的工作，乾脆回到台南工業區找，再當一次異鄉人！」
幸好，當時部落組成劇團巡演，勒嘎偶然拿起老舊的機器拍攝影片，意外獲得好評，「坐遊覽車的時候，我把影片放出來，老人家很喜歡，我覺得受到肯定，終於在部落找到一件屬於我的事。」
拍出興趣的勒嘎，在二○一三年剪出紀錄片《海稻米的願望》，成為《太陽的孩子》的雛形。在城市裡順利由建中進入台大經濟系的鄭有傑，也透過拍攝電影，找回了自己。
「我在大學時開始拍片，當時台灣電影很慘，國際影評人甚至說台灣電影已死。」但鄭有傑與林書宇等年輕導演一起拍片，每個人都懷著夢想、熱情，在逆境下打拚，「跟這些人相處在一起，我第一次覺得有夥伴的感覺。」
在電影圈裡放下假面、找到朋友，也讓鄭有傑與主流道路漸行漸遠。他在電影中追索自身來處，從他的首部金馬得獎片《石碇的夏天》，到後來的《一年之初》、《陽陽》，認同問題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
「認同問題對鄭有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作為鄭有傑的恩師，導演王小棣如此觀察。在意外的緣分下一同完成《太陽的孩子》，兩個拿著攝影機的男孩，可說是終於找到了自己的「部落」所在地。
「社會對原住民的了解仍然太少，這是第一步嘗試，我還想拍出更多部落的東西，盡力傳達給大家知道。」勒嘎說；鄭有傑則是進一步地發出感嘆：「當社會還是讓不一樣的人想要隱藏自己，像勒嘎曾經想要隱藏自己是原住民，我想隱藏我會說日語，就不是真正的尊重多元文化。」
兩位導演共同的心願，就是太陽照亮每一個仍存在偏見的角落，讓每個「與眾不同」的孩子，都不再受排擠、歧視之苦。
勒嘎舒米（首圖左）
出生：1985年
代表作品：《海稻米的願望》
背景：花蓮港口部落，阿美族人
鄭有傑（首圖右）
出生：1977年
代表作品：《石碇的夏天》、《一年 之初》、《他們在畢業前一天爆炸》
背景：父親為日本華僑，日語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