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子產品消耗我們的注意力時，它們同時也在消耗我們的生命。
專門研究自制學的史丹佛醫學院心理學教授凱莉．麥格尼格爾說：「人和他們的電子產品之間有種病態的關係，他們不但會上癮，還會被牽制。」我們愈來愈不容易離開它們，為自己充電。
馬克．威廉斯教授歸納出我們為自己帶來的傷害：
我們從神經科學得知──根據對忙忙碌碌、食不知味、整天忙著工作卻不知道在做些什麼的人所做的大腦掃描結果──驅動人們經常保持高度警戒狀態的是大腦的情緒區……因此，當人們說「我忙著把事情做好」時，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幾乎等於他們是為了躲避掠食者而忙。那是大腦最活躍的一區，但任何人跑得再快也躲不過自己的煩惱。
與之相反的，則是正念：「培養我們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能力」。換句話說，我們能覺察到我們的覺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也是我們無法轉讓給科技的一個方法。有些人認為愈來愈大的大數據（Big Data，利用高效能電腦過濾大量資料找出模式）到了某個程度將會與人的意識相抗衡，但也有人懷疑大數據解決問題的效能。
《黑天鵝效應》這本書的作者納西姆．塔雷伯說：「大數據或許意指大量資料，但它也意指更多不實的資料。」甚至就算沒有不實資料，也會有「大量乾草堆中藏針」的問題。
大衛．布魯克說：「大數據在許多事情上的處理能力很差，當你在作有關社會關係的決定時，你無法將你腦殼內的神奇機器換成你桌上的粗糙機器。」今日也許可以利用更聰明的工具高速追求知識，但人類早在三千年前便在所羅門王的宮廷內展現出智慧。事實上，我們這一代正是資訊膨脹而智慧貧乏的時代。
我在二○一三年的亞斯本理念節（Aspen Ideas Festival）聽到哈佛商學院教授南西．柯恩一場精彩的演說。她說，我們需要智慧，因為「資訊不等於知識，知識不等於理解，理解不等於智慧……我們現在不就像嬉鬧的朝聖者在沙漠中尋找智慧？」
我們針對現代人對電子產品上癮的現象，在《哈芬登郵報》闢了一個專區，報導最新的科學研究、報告，探討電子產品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影響我們的健康和我們的人際關係。我們為這種成癮付出很高的代價。行駛中分心，特別是滑手機傳簡訊，在全國造成的死亡事件有三千多起，十萬多人受傷，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稱行駛中傳簡訊是「截至目前最令人擔憂的分心行為」。
前《哈芬登郵報》生活版編輯蘿莉．雷波維奇在她的一篇文章〈老媽的數位減肥記〉中，提到她不久前與家人度假時決定減少使用行動電話。她對她的孩子說：「假如你們發現我用我的iPhone做拍照以外的事，請立刻將它從我手上拿走。」和所有減肥行動一樣，這不是一件容易維持的事，但這麼做有好處。「是的，」她寫道，「我有時也會因為聽不到手機的訊息或推特的提醒聲音而嗒然若失，但用雙手在沙灘上挖掘和翻閱紙本小說而不只是滑動螢幕，也是一件樂趣無窮的事。不知道有多久了，這是第一次真正和我的孩子相處，他們也很高興母親在關心他們。」
斷線是一條雙向道。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編輯卡洛琳．克諾提到由此一非營利組織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有百分之七十二的八歲以下孩童，以及百分之三十八的兩歲以下幼兒已經開始使用行動裝置。
新英格蘭兒科心理學中心臨床部主任史蒂芬妮．唐納．普瑞斯曼指出：「臨床上，我們發現與焦慮和抑鬱有關的症狀有增加的趨勢」，包括「短期記憶力減退、注意力降低、睡眠不足、過度喜怒無常，以及對任何事都不滿意。」
在「八至十歲的兒童平均一天花八小時左右在各種媒體上，而年齡較大的兒童與青少年每天花在各種媒體的時間更超過十一小時」的情況下，美國小兒科學會建議兒童與青少年每天使用螢幕的時間不應超過兩小時，兩歲以下的幼兒更不該接觸數位媒體。重要的是家長必須以身作則，給子女健康、不沉迷的行為榜樣。
喜劇演員路易．Ｃ．Ｋ為我們呈現一面精彩又有趣的寫照，他捕捉家長參加孩子們的活動時的一些可笑現象：熱心的家長幾乎沒有一個真正在觀賞足球賽或學校的演出，或幼稚園畢業典禮，因為他們都忙著用他們的攝影機錄影，沒有「切實看到孩子的表演」。我們都不顧一切記錄孩子們生命中的重要里程碑，卻因此而忽略了他們。路易．Ｃ．Ｋ開玩笑說：「你會發現孩子們的影像清晰得不得了，完全是高畫質。」
這是「小心你所期待之物」的例證：大數據、不受約束的資訊、永遠處於可聯絡狀態的能力，以及我們逐漸倚賴電子產品的事實，都會在我們與我們的心靈及祥和寧靜之間造成嘈雜的交通阻塞。我們不妨稱之為「弔詭」――我們的智慧型手機反而在阻擋我們通往智慧之路。
金錢買不到快樂，也買不到時間富足感。根據一項二○一一年的蓋洛普調查，你愈是有錢，愈可能飽受時間饑荒之苦。這項調查結果指出，「那些收入最高的人也是最缺乏時間的人」。
毫不意外的是，在時間饑荒的戰爭中，我們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要贏得這場戰爭，首先我們必須宣告我們要改變。根據二○○八年所作的一項皮尤（Pew）民意調查報告，詢及受訪者認為什麼最重要時，百分之六十八美國人回答「有自由時間」，比例超過有小孩（占百分之六十二）與事業成功（占百分之五十九）。但許多人選擇過的生活方式並未反映出那些優先事項。只要成功被定義為誰工作的時間最長，誰最久沒有度假，誰睡得最少，誰在半夜或清晨五點回覆電子郵件――基本上，就是誰的時間饑荒困擾最大――我們就永遠不可能享受到時間富足感的利益。
而時間富足感既然無法遺傳，顯然我們就很容易把我們與時間的自我毀滅關係傳給我們的下一代。而睡眠不足肯定會將你推上時間饑荒之路。紐約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教授瓦薩爾．塔卡表示，許多兒童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的案例都是由於睡眠失調所引起。根據疾病管制預防中心所做的調查，高達百分之十一的學齡兒童被診斷出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ＡＤＨＤ）。
塔卡指出，睡眠不足的兒童會有「過動與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他並引述一項研究結果，三十四個被診斷出注意力不足與過動症的兒童，每一個都有睡眠失調的問題。他說，睡眠對兒童尤其重要，他們需要名為delta波的深層慢波睡眠。相較於一百年前，現在的兒童每天晚上的睡眠時數整整少了一個鐘頭。解決之道還不只是早點上床這麼簡單，而是必須調整過度規劃孩子白天的活動，好讓他們能提早上床睡覺。
我們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保護我們的孩子――從汽車座椅、使用不含雙酚Ａ的塑膠飯盒包裝他們的午餐，到購買有機食品。但我們對孩子的時間減肥計畫卻漫不經心，即便時間富足感的好處大於出去練球和練小提琴。在威廉．福克納的小說《喧嘩與騷動》中，昆丁．康普生的父親給他一支錶，對他說：「我給你這支錶不是讓你記住時間，而是讓你偶爾忘記時間，不要把你的力氣都消耗在試圖征服它。」
那麼我們能做什麼來對抗「匆忙病」？
你可以步行――不要跑步――參加舒緩的活動。如同《慢活》作者卡爾．歐諾黑所說，「快也許好玩、多產、有活力，而且不快就會變窮。但這個世界需要的，以及慢活所提供的，是中庸之道，結合甜蜜生活與資訊時代活力的一種配方。它的秘訣是保持平衡：不要匆匆忙忙做每件事情，要以適當的速度去做，有時快，有時慢，有時介於兩者之間。」對歐諾黑而言，使他成為一個中產階級慢活之父的轉捩點是在大約十年前，他當時在羅馬機場等待回國班機，一面用手機和他的編輯通話。他說，和我們多數人一樣，他當時也是離不開電子產品，而且飽受它的騷擾，「對時間斤斤計較，執著於節省最後一點時間，這裡省一分鐘，那裡省幾秒鐘。」
他一面排隊一面講電話，為了「不浪費時間」，他開始瀏覽報紙，忽然有個標題吸引他的注意：「一分鐘床邊故事」。這篇文章提到有一本經典兒童故事書被精簡為六十秒。他心想：太棒了；他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這本書可以為他省下許多床邊故事時間。他立刻記在心裡，打算一回到家便馬上訂購。這時他忽然又發現自己在內心反問：「我瘋了嗎？」
慢食運動是一九八九年在義大利發起的，用以對抗迅速蔓延的速食，目標是轉向當地食物，維持永續性，視飲食為一種社交聯誼。（義大利人還有一個很棒的防止身心疲憊的傳統：午休，以及舒緩白天壓力的黃昏散步。）
如今慢活運動已擴大到包括慢遊，連園藝、都市生活和思考都要放慢腳步。「慢想是直覺的、模糊的、富有創意的。」歐諾黑說，「壓力減輕時我們的腦筋就會慢下來，讓一些想法從背後慢慢浮現。它會產生豐富而有細微差異的智慧，有時還會有出人意料的突破……人類的未來屬於那些能創新的人，而創新來自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慢下來。」
我們不會淘汰手錶、約會和截止期限，但我們應該知道「截止期限」（deadline）這個字源自於美國內戰時期的監獄；在物理周界之外還有一種犯人不能逾越的假想線――死線――現今使用的這個字義離它的原意其實不遠。我們便經常用這個字――無論是真實的或假想的――來禁錮自己。
自從她想通她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她這一生中的大事後，一切都改變了。
──布萊安．安得烈斯（Brian Andreas）
時間富足感能幫助我們得到更多的幸福和更深奧的智慧，將它擺在沒完沒了的待辦事項清單最上層絕對不是一件壞事。但要這麼做，我們必須先認清我們的時間感與電子產品之間的關係。我們的電子產品會影響並擴大我們的匆忙病。我們利用電子科技節省時間（或者我們這樣認為），但我們同時也對我們的電子產品與使用社群媒體的方式產生扭曲的時間感。
社群媒體已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例證不勝枚舉。它們能快速引發群眾對問題的覺醒，使他們採取行動。從開羅的解放廣場到的黎波里，到德黑蘭，再到圖森，社群媒線散播重大消息。如同艾瑞克．施密特與傑瑞德．柯恩在他們合著的《新數位時代》（The New Digital Age）書中所說，它們增強移民族群與祖國間「文化、語言與視野的聯繫」。無論是搞笑網站College Humor與防治瘧疾基金會共同籌募了逾七十五萬美元對抗瘧疾；或成千上萬民眾捐出錄影帶給「一切會更好」運動，防止同性戀社群（ＬＧＢＴ）青少年自殺；或群眾集會透過募款網站GoFundMe.com為波士頓拾金不昧的街友格蘭．詹姆斯募款，社群媒體都使我們更容易控制群體的善的力量。
但網路瘋傳已成為一種大量蔓延的現象，一種成功的象徵，與你傳播的內容價值其實沒有關係。但人們通常覺得無所謂，只要紅了，達到社群目的就行了！確實，在媒體世界中，社群媒體盲目崇拜已到了偶像崇拜的地步，媒體大會的議程排滿社群媒體專題討論與如何利用社群工具擴大報導的議題，但你很少聽到誰在討論他們急於大量傳播的故事本身的價值。
我們的媒體文化鎖定在「永遠的現在」，不斷追逐曇花一現事件搶先登出，它們雖然在短時間內被列為「特別報導」，卻往往不能帶來重大的衝擊。《哈芬登郵報》資深媒體記者邁可．卡德隆撰文指出：「沒有任何新聞重大到足以被稱為重大新聞。」人造緊急事件已壓倒真正的重要事件。
一個話題被談論多少次才算「推特熱門話題」？「推特情感指標相對於某某已高達八十比一」真的有意義嗎？因為有三千人在臉書上按「讚」，就表示它很重要嗎？
當我們採取新穎與更有效的方法協助人們溝通時，先問要溝通什麼，以及當我們鎖定不斷追逐的熱門話題時，沒有溝通到的機會成本又是什麼。這點十分重要。
社群媒體是一種手段，不是目標。網路瘋傳也不等於「完成任務」。
盲目崇拜「社群」大大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我們也樂於被分散注意力。但我認為我們從事媒體工作是藉著媒體來闡述故事的重要性――以及娛樂性――然後提醒自己它是工具，不是故事本身。
當我們迷戀於封閉、流傳的推特或臉書生態之際，很容易忘記貧窮正不斷擴大，社會階層正向下流動，或美國有數百萬人、甚至歐洲及全世界有更多人長期失業，全球有四億兒童過著極貧困的生活。另一方面，許多人公開提出問題，展現出無比的慈悲、智慧與創新，試圖改變人類生活與社區，但我們往往忽視它。
我們的時代需要一種更好的反應。這些新興的社群工具能幫助我們看得更透徹，也能使我們更沉迷於分散注意力。
我們或多或少都離不開電子產品，問題是：這種關係是健康的嗎？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它能影響我們自己的健康與智慧。
我們的注意力是驅動我們生活的燃料，如同服務互聯網（ServiceSpace）共同創辦人維洛．梅塔所說，無論人們說他們重視什麼、注意什麼，「我們形塑我們自己的生活」。當電子產品消耗我們的注意力時，它們同時也在消耗我們的生命。當我們逐漸累積待辦計畫之際，它們卻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我在四十歲時做了一次重大的「生命審視」，發現我在腦子裡做了多少計畫――如：學德語、熟練滑雪、學烹飪等。但這些計畫多數沒有完成，有些甚至連八字都沒一撇。但這些數不清的未完成計畫卻消耗掉我許多精力，轉移了我的注意力。只要檔案一打開，每一項都會使我分散掉一點精神。當我明白我可以藉著放棄計畫――從我的待辦計畫清單中移除――來「完成」它時，我如釋重負。何必隨身背負這些不必要的包袱？我也因此而完成學德語、熟習滑雪技巧、學烹飪，及其他許多再也不會占據我的注意力的計畫。
〈本文選自全書 李幸臻 整理〉
作者：
雅莉安娜‧哈芬登Arianna Huffington
《哈芬登郵報》創辦人兼總編輯，被譽為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之一。
她在希臘出生長大，十六歲時移居英國，進入劍橋大學就讀，取得經濟學碩士學位，並成為劍橋大學史上首位當選學生會會長的外籍學生。
2005年雅莉安娜在美國創立《哈芬登郵報》，初期以部落格形式為主，透過她豐沛的人脈，邀請了大量名人加入，蔚為話題；後轉型成網路媒體，2011年瀏覽人次即已超越《紐約時報》，成為全美線上新聞媒體的霸主；2012年，《哈芬登郵報》更獲頒新聞界最高桂冠「普立茲獎」，也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網路媒體。
早在創辦《哈芬登郵報》之前，雅莉安娜就已經是一位暢銷作家，共出版了十多部作品，內容遍及女性議題、文藝、政治和自我成長。她在政壇也極為活躍，不但曾協助前夫邁可‧哈芬登贏得美國眾議院議員席位，並曾在2003年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和阿諾‧史瓦辛格競選加州州長。
書名：從容的力量
出版：皇冠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