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偷不走我的人生！101天找回75位學生的重生之旅

我是世界上最幸運的人

我確實很幸運。在二○○六年的時候，我的教書生涯正值顛峰，卻被診斷出腦瘤，只剩幾個月的壽命。七年後的現在，我坐在紐奧良的家裡，腿瘸了，眼睛幾乎失明，而我何其有幸，仍然可以欣賞在我窗外美麗的粉紅色木蘭花，見得到摯愛的人，與朋友共同歡笑，還得到了跟大家分享個人經歷的機會。

我是講究實際的人，我能夠活到今天，根本沒有道理可言。

我的病情從來不允許我忘記，這場意志之戰的最後贏家將是它，不是我。我知道癌症遲早會搏倒我。

儘管我的視野縮減，世界日漸黑暗，雙手無力到不能舉起叉子自己進食，兩條腿在我的身軀之下日漸衰弱，但我選擇在僅存的日子裡，以我所知的唯一方式走完人生。並且心懷喜樂。

以前我可以在講台上教書，現在不行了，希望我在此分享的經驗跟心得，能提醒大家生命的可貴，尤其我已經邁向死亡。如今我的時日不多了，我從沒有比現在更能感激生命。

我或許很倒霉，但還有很多值得我活下去的事物。

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我都會好好活著的。

花了101天的時間，走了31個城市
我用僅餘的生命去拜訪曾經教過的75位學生

旅行三個星期左右時，我碰上了感恩節。我的病情已確診六年了，這不但是我人生遭逢變局的週年紀念，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沒有和家人過節。

我頻頻想起寶拉，思考著她對我的思念是不是和我一樣深，但我們聯絡時，我沒有問她。我沒有告訴她，只要她說一聲想我，我就搭下一班火車回邁阿密，但她根本沒有半句透露思念的話。

她沒有說我的旅行太長，或她要我回家，或她擔心我，但她跟我聊她的課和她的學生，我則跟她說我的旅途經歷。每次對話結束，我都試圖說服自己，我們跟天底下的夫妻沒兩樣，如果我們不一樣，然後呢？我想都不敢想。

感恩節那天，我是在旅程中的亞特蘭大這一站，跟以前的學生卡拉•保羅、她的伴侶艾瑞克及他們兩歲的雙胞胎女兒共度。在那個晴朗、有風的佳節午後，我們在附近的遊戲場消磨時間，我在一邊的長椅上看著雙胞胎在立體攀爬鐵架上玩，覺得自己徹徹底底是個局外人。那是闔家同歡的美麗日子，充滿風箏、氣球跟孩童的笑聲，全場只有我一個人沒有小孩。

自從寶拉嫁給我，我就想要生兒育女，但寶拉老是覺得時候未到。看著卡拉餵女兒們吃點心，見到她們享受彼此的陪伴，我無緣體驗親子之情的事實頓時令我悲從中來，我當爸爸的機會已經沒了。

艾瑞克必然察覺到我陰鬱的心情。他問我要不要玩拋接足球，我開心地接受他的提議。雖然我很喜歡找事情散心的點子，但我不曉得自己還有沒有玩球的本錢，畢竟我身體有殘疾。結果，我用右手丟球的本事還不賴，接球則是另一回事。

每次艾瑞克把球丟向我，球都從我胸口彈開，每次我去追球，都會很糗地摔跤。我開始覺得那一整天，老天都刻意讓我目睹自己錯過了什麼，但也許那正是給我的教訓──醒悟到自己錯過什麼。

那晚，我們一夥人到克勞蒂雅家吃大餐。克勞蒂雅是卡拉的姐妹，房子很漂亮，位於一個草皮修剪整齊的社區，孩子們在人行道上玩耍，大家車子都停在正確位置。他們家族全員到齊，我安靜地聽他們閒聊鄰居、學校、姻親和工作。飯後，他們播放了最近去迪士尼世界的家庭旅遊錄影帶。

我靜靜坐著，意興闌珊地看影片，假裝感興趣，當時卻暗自想著媽媽自製的蘋果及覆盆子餡料該有多麼美味，我還想著卡拉一家人對我這麼親切又熱情，我卻連每個人的名字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在這裡幹嘛？我問自己，一邊聽米妮、米奇跟孩子們沒完沒了的歡叫聲音。我覺得跟自己所知、所愛的一切相距一千五百萬哩路，而我大可跟親友團聚的。

在那一刻，我的親人大概正坐下來享受盛宴，繞著桌子對每個人說出自己這一年來的感恩。我對很多事感恩──發現原來我還能投球，即使我接不到；我狹窄的視野讓我好歹可以稍微窺見人與地的樣子；這麼多老朋友及旅行中認識的新朋友對我展露的豐沛關愛。

我想至少抽出片刻時間，告訴我的親友我惦念著他們，因此我暫時告退，打電話到佛羅里達的老家。媽媽接起電話時，我在背景聽到了我們家族的愉悅聲響。

「少了你就是不一樣。」她說。「你覺得如何？你幾時回來？」這通電話只有短短幾分鐘，但已經久到令我空前思念我的家人。我心想，絕對別又在感恩節離家了！

那天晚上，我跟著卡拉和艾瑞克回他們家，將孩子們送上床後，我們圍著廚房桌子坐下，聊著我們的生活點滴。艾瑞克首先發難，他想迎娶卡拉，但她不肯，儘管他們住在同一個屋簷下，有兩個孩子，卡拉仍然擔心婚姻會抹除她的個人身分。我試著揣摩他們雙方的立場，但我忍不住要想，如果他們兩人發現死亡近在眼前，他們的想法會不會改變？

看著卡拉和艾瑞克，我發現自己嫉妒他們共享的生命。從他們互動的方式，看得出他們極為親暱。當卡拉望著艾瑞克，她的眼神流露出濃情蜜意，我最後一次用艾瑞克凝視卡拉的眼神望著寶拉，又是何時？我赫然發現，在我和寶拉的婚姻中，絕大部分時候我們的關係是單純作伴，以愛為基石的時間反而短得多。

我守著寶拉，以防自己陷入孤單，因為我害怕沒有一個分享事物──不分好壞──的對象，然而我卻在這裡，見識著在我離開佛羅里達之前絕對想像不到的人與地，大限近在眼前，已婚卻孤單。

我一向以獨立自豪，我誰都不需要，我才不是那種人咧。但卡拉和艾瑞克顯然互相依賴，感覺上，那種關係很自然，而且恩愛。我不得不謙卑地承認，做為一個自立自強的人，不代表我不需要愛。我需要愛，我也希望生命中有愛。

當我坐在從亞特蘭大到華盛頓特區的火車上，我開始思考喪失獨立感，如何令我覺得自己不成人樣。在亞特蘭大車站時，卡拉陪著我等火車進站，一陣強勁的寒風颳過來，是那種會令人屏住氣息的風。當時我看著卡拉，瞥見她眼中的擔憂。我看穿了她的心思。

如果在亞特蘭大就這麼冷，我繼續北上會冷成什麼樣子？「你會平安無事嗎？」她問。我沒有答案。在那之前，路程上總是有人陪伴我，我一直不是隻身一人。現在我要坐十四小時火車，只有我和我衰敗的身體，幾乎全盲。

我看著喬治亞的鄉間景色飛馳而過，想到亞特蘭大的人全然接受殘障的我，但我呢？我一向最信賴自己的直覺，當我再也信不過自己的能力與感官，就覺得身體背叛了我。慢慢的，我懷念起以前的老樣子，怨恨起自己的新面貌。

當我的學生們因為外表的問題而自尊低落，我會提醒他們那是一時的。痘痘會從他們皮膚上消失，牙套會取下，但我覺得自己面臨的處境是生命停止給我恩賜，並且將恩賜一一帶走。

我在理智上明白罹癌沒什麼丟臉的，但生病令我覺得虛弱、無足輕重、無能。所以，我不肯讓寶拉陪我去接受治療──我不是不想麻煩她，我是不要她將我看成一個虛弱、朽爛的人。

我自詡為一個強悍、打不倒的傢伙，緊緊攀附著這個身分認同不放。我這輩子始終堅守我絕不需要任何人的想法，以致我信不過人，不容許自己仰賴別人。我是不是也這樣對待寶拉？我是不是將她逐出我的生活，在我迫切需要她的時刻把她封鎖在外？不夠信任她，以致我不認為她想要守著我？我是不是趁著她還沒想到要跑開時，就先逃離她？

獨自搭乘十四小時的火車，會讓你有很多思考的時間。隨著美國鐵路公司的班車向北疾駛，我醒悟到在這趟旅程中，我一直容許別人扶持我，我一直在學著信任別人。在每一站，我讓學生跟陌生人幫助我。我恍然大悟，原來我抱持的世界觀不適合如今的我，我不再是一個需要證明自己男子氣概的鐵漢。

如果我能接受別人的幫助，衷心感謝出手相助的人，心裡不再為此有不滿情緒，或許那就表示我接納了自己，我早已跟自己不久人世的事實和解。我的新課題將是接受這就是我今後的生活方式。

把癌症偷走的自信找回來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五十二小時的火車行程始自明尼蘇達州，穿越壯麗的遙遠北方──北達科塔、懷俄明、華盛頓──然後從奧勒岡轉為南下，抵達我的最後一州：加州。下車時我不辨東西南北，人也累了，但這時我聽到熟悉且旋律優美的聲音嚷著「蒙納許！」，我瞬間恍如回到了教室。一轉身，就看到學生蒙娜•塔賈里奔向我。「蒙納許！」她又叫道，親熱地把我抱個滿懷。

那時候，當蒙娜在我班上時，她和母親剛到美國來，她們是來自伊朗的政治難民，不久前她的哥哥才死於伊朗當局之手。她親身體驗到女性在父權社會面對的挑戰，雖然她在自己家裡是個強健的女性人物，但她知道自己的文化期許女性該有什麼樣子。在青少女時代，蒙娜相當柔順，待在家庭的私領域。在一九九七年，當她到了我班上，她相當地害羞，努力地在自己的文化及新國家對女性的期許之間取得平衡。

現在，蒙娜的婚姻幸福，還有個八個月大的兒子班尼，同時是博士候選人，鑽研人類學，研究重點是中東文化裡的女性。她與一個組織合作，該組織撰寫並舉辦反制貶抑女性的工作坊，讓想改善個人處境的女性提升自覺。她甚至跟人合寫一本國會兩性比例的書，目前已被譯成了五種語言。

蒙娜在火車站接到我以後，就驅車直奔金門公園。我在三個月前啟程時的目標是橫跨美國，要是我能以殘餘的些許視覺看到太平洋，我就會知道目標圓滿達成。當我坐在那裡，凝視著在夢裡眺望過很多次的宏偉金門大橋和太平洋的靛藍海水，我覺得頭暈暈的，感受到幾乎令我沉醉的純粹勝利感。

「我辦到了。」我說。「我辦到了。」我真的辦到了，我辦到了把癌症偷走的自信拿回來的目標。錦上添花的是蒙娜在那一刻站在我身邊，她活出了我對全部學生最大的希望與夢想。

把紅色舒壓球捏個痛快吧！

艾麗•奧坎波是那種以不安全感和羞怯掩飾潛力的孩子。在班上，她常被自己的想法嚇倒，以致說話結結巴巴，人就越來越內向。一天，我們舉行一場模擬辯論會，艾麗急著要說出話，就口吃了，言詞錯亂起來，有幾個其他學生開始竊笑，我喊道：「暫停辯論！」我在傾盆大雨中跑去我的車子，在幾分鐘後回到教室，整個人濕答答地拿著一顆某次化療時醫院給我的紅色泡棉舒壓球。

我把這顆球交給艾麗，她以看到瘋子的眼神望著我。「捏個痛快吧，」我說，「然後講出妳要說的話。」你猜猜怎麼著？那顆球發揮了神效。

直到那個學年結束，我都把那顆球放在我桌子最上面的抽屜，每次一上課就交給艾麗。她會一捏再捏，捏到她能夠定下心發言為止。學年終了時，她已是榮譽英文課裡口才數一數二的學生。不久，她就到波士頓就讀著名的伯克利音樂學院。她高中畢業時，我送她那顆紅色舒壓球，做為我以她為榮的證明。「妳創作音樂的時候可能會想用這個。」我說。

當艾麗打電話問能不能趁我在西岸時見個面，我豈可拒絕。我到她位於好萊塢山的美麗住宅見她。原來，艾麗是一個熱門鄉村樂團的主唱，收入頗為豐厚。她的音樂家男友是個名叫賈許的吉他高手，他們倆隨著他們的樂團巡迴表演，錄製音樂到深夜，與迷人的藝術家與搖滾明星往來。

見過面後，艾麗開車送我到機場，安檢人員允許艾麗將我推送到登機門。在道別之前，她從皮包裡拿出那顆紅色的舒壓球。「自從你給我這顆球，我大概搬過五次家，到現在我還是收著它。」她說。「偶爾碰上壓力很大或很焦慮的時候，我都會用一下。」

我忍不住要想，在我旅行期間，我不再為人師表，卻變成學生，透過我的孩子們見識到嶄新的種種領域及閱歷。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我有緣目睹他們每個人身上依稀帶有往年在我班上的微光和影子。

如今，我的學生們看到了我真實的樣貌，瘸得厲害，拄著盲人的手杖，意外踩到他們的寵物，撞上他們的孩子，打翻他們的貴重物品。儘管如此，他們款待我、接納我，不在乎我的身體狀況和行動不便。在他們身邊，我仍是他們的老師，是他們愛戴、思念的傢伙，能夠再次成為那個我的感覺真好，即使時間很短暫。

當我行程結束，返回佛羅里達不久後，我回門診移除胸部的化療人工血管，我的朋友兼舊學生珍妮佛充當司機，帶我回到已經太熟悉不過的門診，我曾做過十六次化療的地方。進去前，我警告過她，化療部門不是每個人都贊同我放棄治療去旅行的決定。我不確定進去後會怎樣，但我們一踏進去，就聽到從走廊傳出掌聲。

「怎麼回事？」我問，珍聳聳肩膀，我們穿過走廊，到診療室一探究竟。我們進去時，裡面所有的病患、護士、醫生突然起立，一邊繼續鼓掌，足足過了一分鐘我才恍然大悟，他們是在為我鼓掌。連幾乎站不起來的病患也盡力撐起身體，很多人張開手臂擁抱我，或是在我經過時跟我擊掌。最後，我最喜歡的護士頒發一張證書給我，表揚我完成旅行。

我在此行花了一○一天，造訪了三十一座城市，拍攝一千八百四十張照片，錄音六十二小時，見到七十五位以前的學生。

當初我決定停止治療、離開家門──等同於《飛越杜鵑窩》裡的酋長打破精神病院的窗戶，重拾自由──很多人都懷疑我瘋了，現在他們為此而向我鼓掌，這一刻，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本文摘自《教室外的最後一堂課》，平安文化出版，大衛‧蒙納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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