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身子骨,天生就適合短跑,遇上長跑比賽就力不從心了。一言蔽之,貿易性格、農民性格,就是創新的殺手。
台灣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全方位地談「創新」,但多數是向外取經,鮮有人願意從骨子裡追究為什麼幾十年來,創新在台灣做得零零落落,無法生根。
骨子裡,台灣人有兩大歷史個性:貿易性格及農民性格。從荷蘭對台灣發生興趣,台灣就是亞洲貿易鏈的重要一環,鄭成功家族也是海賊出身,隨後演變為海上貿易霸主。那段時間,討海和岸邊貿易,就是有志青年的出路。大清帝國統領台灣時,打擊台灣的貿易性格,移植來大陸的農民性格,初期的墾地開荒固然具有冒險進取精神,一旦定居定耕,無可避免就由農民性格接管了。
農民生計圍繞著「天」,天象決定收成,而天象是不可測的。因此農民的「願景」長度最多只有一個收穫季度,下個季度的事,誰知道呢?(農民中偶爾出現異人,能用農民的語言傳播十年願景,如李自成、毛澤東等。)清代台灣農民並不例外,因此「看短不看長」、「能收多少就收多少」、「囤積才是硬道理」等價值觀就生根了。
貿易性格與農民性格是相悖的,前者講究買賣投機賺差價,後者講究一點一滴過日子。大膽推測一下,日本統治時期壓抑了台灣的貿易性格,鞏固了農民性格;而老國民黨統治時期正好相反,推動台灣的貿易性格,弱化了農民性格。七○年代,台灣的勞力密集加工出口加上貿易商模式,可視為台灣社會中貿易性格和農民性格的完美結合。
這就是台灣的骨子。然而當「創新」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要素之時,台灣的骨子優勢,就變成致命的攔路虎了。創新產業的特色是:轉化要素,而不被要素控制;賺價值差,不賺價差;看長不看短;不貪小便宜。然而這些特點,都與貿易性格、農民性格直接牴觸。台灣的身子骨,天生就適合短跑,遇上長跑比賽就力不從心了。一言蔽之,貿易性格、農民性格,就是創新的殺手。
那麼,台灣能脫胎換骨嗎?這個問題其實滿簡單,我們只須觀察年輕一代,也就是十八至三十五歲的人,遇到困境、利益誘惑、名聲誘惑、權力誘惑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什麼,就可下結論。如果他們都追求瞬間成功、長於山寨而短於原創、凡事以「俗擱大碗」為指標,那麼台灣翻轉的日子就還未到來;若他們不齒山寨、凡事追根究柢、敢用十年願景期待自己、承認品質必須付出代價,台灣脫胎換骨的日子就不遠了。
能否創新由價值觀決定。價值觀對了,高智商者得以高創新,一般智商者可以小創新;價值觀不對,智商再高都沒用。至於政府的「創新產業政策」若只有「利誘」,而無強烈價值觀支撐,那就免了吧,那只會引來貿易心態和農民心態的投機收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