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我會無罪嗎？」，他問，旁邊是關心他的朋友、同事與老婆，他們作證結束以後，一直沒走。
「你有想到今天會來這裡嗎？」，我反問他這句話。
「沒有。即使在做酒測的時候，我都覺得是一場鬧劇。」，他說。
「法律不是永遠是正確的，特別是當法律只剩下數據，那麼就只是一場鬧劇。」，我看著他的眼睛說。
請見上集：酒後的心聲(二)
本文摘自：呂秋遠律師facebook粉絲團
第一個上場的證人，就是那位跟他一起喝酒的朋友。
「請問證人，那天晚上你是否與被告一起喝酒，大概喝了多少？」，我問。
「我們兩人大概喝了一瓶的高梁酒。」，他說。
「喝到幾點左右？然後你們如何回家？」，我問。
「大概晚上十一點多，我就陪他走路回家，一直確定他到家門口，我才自己坐計程車回家。」，他說。
「我沒有問題了。」，我說。
法官似乎很訝異，主詰問不過就花了一分鐘上下。不過這是當然，我並不需要問證人，他們到底喝了什麼樣的高梁酒、有沒有喝到假酒、走路回家時到底在聊女人還是聊事業。
在反詰問時，檢察官只問了一個問題，「請問你們那一瓶高梁酒，你喝了多少？他喝了多少？」
「各一半吧！」，他說，「我酒量比他好，但是那天我們喝的量差不多。」
接下來是他的太太，她看起來很緊張，但是為了她男人的清白，她還是只能上陣。
「請問證人，那天晚上你是否在家等候老公？」，我問。
「異議！」，檢察官說，「辯護人有誘導證人的情況。」
「請辯護人修正問題。」，法官糾正我。
我聳聳肩，「那天晚上，你是否在家？」
她回答，「那天我知道我老公跟他朋友喝酒，我沒有刻意等他，但是十一點多，我確定還沒睡。」
「結局不是一樣！？」，我心裡暗罵一聲。不過，這是檢察官的職責，無所苛責之處。我的問題確實應該更小心一些。
「那天晚上回家以後，被告有沒有再喝酒？」，我問。
「沒有。回家以後，他就睡覺了。」，她回答。
「被告的睡覺時間是幾點？」，我問。
「就是十二點左右吧。」，她答。
「被告幾點起床？」，我問。
「大概快八點，他刷牙洗臉以後，就騎車去上班了。」，她說。
「沒有問題了。」，我對法官說。
換檢察官反詰問。「請問證人，被告起床以後，你有聞到他身上的酒味嗎？」
她似乎沒預料到檢察官會問這個問題，她遲疑了一下以後說，「沒有。」
檢察官嚴厲的眼神看著她，「你要想清楚，是沒有還是不知道，或者是忘記了。」
她被逼問以後更慌了。「我，我不知道。」
檢察官面無表情的說，「請庭上記載在筆錄，她是說『不知道』，不是說『沒有』。」
他沒有進一步問題了。最後是他的同事，也是個滿臉黝黑的水電工人。
「請問證人，被告幾點到工地？工地在哪裡？」，我問。
「他大概是九點多到，工地在三重。」，他說。
「你們當天早上有喝藥酒嗎？」，我問。
「沒有。他不喝這種東西，我們工班在上班時間也都不喝藥酒的。」，他說。
「他幾點離開工地？」，我問。
「我們都是有做才有錢的。當天早上他的工作完成，他跟我們打完招呼就走了，大概是接近中午吧。」，他淡淡的說，但是我總覺得他的語氣有點淒涼，「有做才有錢。」，這句話讓我有點辛酸，因為易科罰金高達十七萬元，他什麼時候才還得起？
「沒有問題了。」，我說。
檢察官也沒有新的問題要問，交互詰問結束。
審判長簡單的詢問被告的前科記錄等等，總算宣布調查證據結束，開始辯論。
「辯護人希望可以證明被告沒有犯意，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酒後駕車是目前執法取締的重點，有許多的家庭都是因為酒後駕車肇事而破碎。在刑法修正以後，已經把條文中『不能安全駕駛』的主觀標準刪除，只剩下客觀的0.25標準，就是為了杜絕僥倖的心態。我們認為，被告既然已經達到客觀標準，就應該接受刑法的處罰。即便他只有在前一天晚上喝酒，難道起床沒有酒味？如果連路過身邊的警察都可以聞到酒味，自己或配偶怎麼可能不知道。我們認為被告狡辯，請法官依法判決。」
聽了檢察官的話，他原本就已經蒼白的臉，看起來更驚慌，我拍了一下他的手，站起來發言：「檢察官剛剛所說的話，固然有道理。但是有沒有聞到酒味，並不是一個人決定要不要騎車上班的判斷依據。一般正常人的想法，都會認為昨天喝完酒以後，今天可以騎車，檢察官所言，無非是要民眾在家裡自己準備酒測器，否則前一天晚上喝酒，第二天就不能開車或騎車？豈不是沒有期待可能性？我們希望法官可以審酌被告究竟有沒有犯罪動機與意圖，賜予被告無罪判決。」
「好的，既然辯論完畢，我們就定期日宣判了。」，法官還是沒有表示任何的心證與疑問。
我們走出法庭之外，陰暗的長廊，似乎看不到盡頭。
「你覺得我會無罪嗎？」，他問，旁邊是關心他的朋友、同事與老婆，他們作證結束以後，一直沒走。
「你有想到今天會來這裡嗎？」，我反問他這句話。
「沒有。即使在做酒測的時候，我都覺得是一場鬧劇。」，他說。
「法律不是永遠是正確的，特別是當法律只剩下數據，那麼就只是一場鬧劇。」，我看著他的眼睛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