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以感念的心情描述當年台灣幾位真知灼見的領導者,如何帶領台灣工業奠下基礎,科技業才能有今日的成就;並指出領袖人物的品德與遠見,攸關台灣的前途與永續發展,呼籲台灣社會往健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
本刊特別摘錄書中關於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的部分文章內容,透過鄭崇華自幼來台後的成長歷程,我們不但看到擺脫困境的生命力,也看到了最純粹、並非來自政客口水的族群融合精神。至於鄭崇華對今昔在位者的觀察比較,也提供了對於主政者的評價角度。強韌的生命力、族群的團結和諧,以及一個像樣的政府,這些,正是當前台灣最需要的。以下為文章內容摘要:
我是個福建鄉下長大的孩子,是家裡的長子。一九四八年九月,適逢國共內戰,當時我剛升上初中二年級,由於人心惶惶,社會動盪,沒多久學校就停課了,為了不中斷學業,加上三舅在福州頗有名氣的英華中學教書,所以母親要我跟隨三舅到福州繼續上學。等我到了福州,學校也停課,家鄉又遭共軍占領回不去,我只好與舅舅待在福州。
由於戰亂的關係,在福州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後來三舅找到了台中一中的教職,我就跟隨他到台灣來,到台中一中插班就讀初二。父母並不知道我到台灣,因為當時與他們斷了消息。當時我以為一、兩年就可以回家,完全沒有料到從此與父母闊別三十五載。
我到台灣之後不久,三舅找到其他工作離開台中,留下我一人隻身在台中一中,後來我只好靠著親戚接濟,才能一步步完成學業。當時的心情是念了初中,不知道高中能不能念;念了高中,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上大學,只有拚命把書讀好。
在台灣,我一個人住校,看到其他有家的同學,放了假可以回家,或者平常時候父母親來看他,心裡很羨慕他們有人照顧,覺得他們很幸福。
沒有李國鼎和孫運璿,就沒有今天的台達電!
在台中一中讀書時,很多本省同學看我是外省人,聽我台語講得不好,就用日本粗話罵我「巴加野鹿」或是「清國奴」。我一開始聽不懂,就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罵我啊?」可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功課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幫忙他們,後來他們就不再罵我了。
有些本省新同學不知道,要找我打架,這些同學還會替我講話:「嘿,不要打架,他跟我們是同一國的,不要打他啦!」因為我跟本省孩子處得不錯,甚至有些外省小孩覺得我是「叛徒」。
不過,多數時候,當本省孩子要和外省孩子溝通,或外省同學要跟本省同學講話時,都會找我幫忙。小孩子都是無心的嘛!慢慢地,不同省籍的同學就會找到和諧的相處方式。
從初中一直到大學,長年住校,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晚上,坐在學校大操場看星星。想家時,看著月亮,心裡想著,或許這個時候媽媽也正在看著月亮。那時候的星星很亮,常常看到流星畫過天空,我就想到宇宙,想到人生又渺小又短促,對很多事情也比較看得開了,更會把握自己的人生。
後來我考上成功大學礦冶系,之後轉讀電機系,畢業後就業又創業,想不到今天在台灣立足已經六十年了。這完全是意料之外,沒有預期的結果。
現在年輕人少有實踐自己夢想的動力及欲望,過去我們的生活很有憂患意識,常常有一種「不知道有沒有明天」的感覺。今天回頭想想,如果當年我留在家鄉,我的父母親一定什麼都把我照顧得很周到,而我也沒有機會來台灣經過這些淬鍊,我的人生或許不過是從一個鄉下小孩,長大了,再變成一個鄉下老頭。
我常覺得一位領袖人物對社會的影響是很深遠、很巨大的。台灣的經濟發展若沒有尹仲容、陶聲洋、李國鼎、孫運璿等先生,一定不會走到今天的榮景,工業與科技肯定起不來。
我們去讀歷史,這些官員過去執行政策時,曾遭到很多反對的聲音,嫉妒的人也很多。聽說陶聲洋晚上還把公事帶回家,最後積勞成疾在任內逝世,過世時,家裡連生活都有問題。
我們看李國鼎、孫運璿也是如此,當年他們決定發展IC電腦產業,如果沒有這些遠見,制定好的政策、做對的事,台灣決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工業水準。他們為政府做事,最後兩袖清風,我很為他們抱屈。我常對公司員工說:「為什麼台達電會有今天?不能忘記,那是因為有李國鼎和孫運璿。」
貪汙腐化的領導人,讓國家的價值觀偏差、崩壞
這些不思民生、貪汙腐化的領導人,不但破壞了過去長時間辛苦建立的制度,更糟糕的是,年輕一代受到這些不良示範的影響,讓我們的國家價值觀偏差、道德淪落、文化崩壞,這樣的罪惡,再重的懲罰也彌補不了,但我認為還是要嚴懲以警惕人心。
目前,我發現很多社會資源都還浪費在這些人身上,我希望能趕快將這些醜陋的事情終止,勿再為無德無品的人,浪費時間與精力,相信這才是社會大眾最大的福祉。
(摘錄整理.楊紹華)
《台灣,請聽我說》一書由吳錦勳採訪撰述,天下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