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以感念的心情描述當年台灣幾位真知灼見的領導者，如何帶領台灣工業奠下基礎，科技業才能有今日的成就；並指出領袖人物的品德與遠見，攸關台灣的前途與永續發展，呼籲台灣社會往健康、建設性的方向發展。
本刊特別摘錄書中關於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的部分文章內容，透過鄭崇華自幼來台後的成長歷程，我們不但看到擺脫困境的生命力，也看到了最純粹、並非來自政客口水的族群融合精神。至於鄭崇華對今昔在位者的觀察比較，也提供了對於主政者的評價角度。強韌的生命力、族群的團結和諧，以及一個像樣的政府，這些，正是當前台灣最需要的。以下為文章內容摘要：
我是個福建鄉下長大的孩子，是家裡的長子。一九四八年九月，適逢國共內戰，當時我剛升上初中二年級，由於人心惶惶，社會動盪，沒多久學校就停課了，為了不中斷學業，加上三舅在福州頗有名氣的英華中學教書，所以母親要我跟隨三舅到福州繼續上學。等我到了福州，學校也停課，家鄉又遭共軍占領回不去，我只好與舅舅待在福州。
由於戰亂的關係，在福州的生活也十分不安，後來三舅找到了台中一中的教職，我就跟隨他到台灣來，到台中一中插班就讀初二。父母並不知道我到台灣，因為當時與他們斷了消息。當時我以為一、兩年就可以回家，完全沒有料到從此與父母闊別三十五載。
我到台灣之後不久，三舅找到其他工作離開台中，留下我一人隻身在台中一中，後來我只好靠著親戚接濟，才能一步步完成學業。當時的心情是念了初中，不知道高中能不能念；念了高中，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上大學，只有拚命把書讀好。
在台灣，我一個人住校，看到其他有家的同學，放了假可以回家，或者平常時候父母親來看他，心裡很羨慕他們有人照顧，覺得他們很幸福。
沒有李國鼎和孫運璿，就沒有今天的台達電！
在台中一中讀書時，很多本省同學看我是外省人，聽我台語講得不好，就用日本粗話罵我「巴加野鹿」或是「清國奴」。我一開始聽不懂，就問他們：「為什麼要這樣罵我啊？」可是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功課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幫忙他們，後來他們就不再罵我了。
有些本省新同學不知道，要找我打架，這些同學還會替我講話：「嘿，不要打架，他跟我們是同一國的，不要打他啦！」因為我跟本省孩子處得不錯，甚至有些外省小孩覺得我是「叛徒」。
不過，多數時候，當本省孩子要和外省孩子溝通，或外省同學要跟本省同學講話時，都會找我幫忙。小孩子都是無心的嘛！慢慢地，不同省籍的同學就會找到和諧的相處方式。
從初中一直到大學，長年住校，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晚上，坐在學校大操場看星星。想家時，看著月亮，心裡想著，或許這個時候媽媽也正在看著月亮。那時候的星星很亮，常常看到流星畫過天空，我就想到宇宙，想到人生又渺小又短促，對很多事情也比較看得開了，更會把握自己的人生。
後來我考上成功大學礦冶系，之後轉讀電機系，畢業後就業又創業，想不到今天在台灣立足已經六十年了。這完全是意料之外，沒有預期的結果。
現在年輕人少有實踐自己夢想的動力及欲望，過去我們的生活很有憂患意識，常常有一種「不知道有沒有明天」的感覺。今天回頭想想，如果當年我留在家鄉，我的父母親一定什麼都把我照顧得很周到，而我也沒有機會來台灣經過這些淬鍊，我的人生或許不過是從一個鄉下小孩，長大了，再變成一個鄉下老頭。
我常覺得一位領袖人物對社會的影響是很深遠、很巨大的。台灣的經濟發展若沒有尹仲容、陶聲洋、李國鼎、孫運璿等先生，一定不會走到今天的榮景，工業與科技肯定起不來。
我們去讀歷史，這些官員過去執行政策時，曾遭到很多反對的聲音，嫉妒的人也很多。聽說陶聲洋晚上還把公事帶回家，最後積勞成疾在任內逝世，過世時，家裡連生活都有問題。
我們看李國鼎、孫運璿也是如此，當年他們決定發展ＩＣ電腦產業，如果沒有這些遠見，制定好的政策、做對的事，台灣決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工業水準。他們為政府做事，最後兩袖清風，我很為他們抱屈。我常對公司員工說：「為什麼台達電會有今天？不能忘記，那是因為有李國鼎和孫運璿。」
貪汙腐化的領導人，讓國家的價值觀偏差、崩壞
這些不思民生、貪汙腐化的領導人，不但破壞了過去長時間辛苦建立的制度，更糟糕的是，年輕一代受到這些不良示範的影響，讓我們的國家價值觀偏差、道德淪落、文化崩壞，這樣的罪惡，再重的懲罰也彌補不了，但我認為還是要嚴懲以警惕人心。
目前，我發現很多社會資源都還浪費在這些人身上，我希望能趕快將這些醜陋的事情終止，勿再為無德無品的人，浪費時間與精力，相信這才是社會大眾最大的福祉。
（摘錄整理．楊紹華）
《台灣，請聽我說》一書由吳錦勳採訪撰述，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