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人遵循理性的原則，在南海中飽食一頓，唯有不成熟與愚昧之人，成為他們的盤中飧。
雖然有不少人受南海股票的漲勢吸引，還是有人抱持懷疑心態。蓋伊是吝嗇的文具商，之前以極低價買入水手票（sailor’stickets）（海軍發行的折讓單，水手薪資的替代品）致富，而在1720 年4 月22 日，南海公司宣布要開放抵押股票借貸的隔天，蓋伊就開始售出他持有的南海股票。他在接下來六周內，以23 萬4,000 英鎊的價格，售出票面價值共5 萬4,000 英鎊的股份（他在日後為自己貪婪的一生懺悔，將一部分收益捐給了倫敦一間醫院，命名為蓋伊醫院）。大約在同一時期，鑄幣局局長牛頓爵士也開始售出自己持有的7,000 英鎊南海股份（別人問起市場走向時，據說他的回答是：「我可以計算天體的運行，卻無法計算人類的瘋狂。」）。
銀行家與經濟學家理察．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看清了事態，他知道這個泡沫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他在1720 年4月29 日寫信給客戶瑪莉．赫伯特女爵（Lady Mary Herbert），在信中預測股票的高價格可以維持「一段時間，也許可以維持幾年⋯⋯但留到最後的人將會面對憂鬱的後果」。
曾在南海公司當出納員的亞當．安德森（Adam Anderson）後來表示，許多人明知南海公司的長期展望不佳，卻還是購入股份與其他促銷品，這是因為他們打算「在擁擠的巷子裡，將這些甩給比自己更好騙的人」。1720 年5 月，都柏林大主教（Archbishop of Dublin）威廉．金恩（William King）也得出了結論：「大部分加入（南海）事業的人都明白它不會（成功），但他們希望在價格下跌前脫手。」一位匿名小冊作家說明了投資者所面對的局勢：
這檔股票超過真正資本的額外上漲，不過是虛妄；無論以任何通俗的數理規則來看，一加一永遠不可能等於三又二分之一；因此這所有虛構的價值必然出自某人的損失—也許是第一人，也許是最後一人。唯一避免自身損失的方法，就是及時售出，讓跑在最後的人落入魔鬼之手。
在南海之年，你不會看到投資者在理性預期的引導下，冷靜地計算出最佳策略。就如愛德華．瓦德（Edward Ward）在〈南海之歌〉（A South Sea Ballad）中所說：
少數人遵循理性的原則，在南海中飽食一頓，唯有不成熟與愚昧之人，成為他們的盤中飧。
光是南海公司膨脹的股價，還不足以代表當時投資者的不理性心態。南海計畫是在那年一月宣布執行，而在那之前也有幾間新興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這些企業稱為「泡沫公司」（bubble companies），到了夏季它們出現得越來越頻繁了。它們的籌資方式很簡單：報上會出現一份公告，推廣這間新公司，並開放在倫敦市某一間咖啡館讓民眾認股。這些公司的業務五花八門，有些提供金融服務，例如馬修．韋斯特（Matthew West）的「買賣南海股票與其他所有上市股票的公司」；也有些做海外殖民工作，例如威比船長（Captain Welbe）的「倫敦冒險家在未知南方大陸貿易與殖民的公司」—後者可是貨真價實的投機事業，因為它成立過後半個多世紀，庫克船長（Captain Cook）才會發現澳洲大陸。14 有幾間公司以新科技作為基礎，其中包括「帕克爾的機械槍」（Puckle’s Machine Gun）與斯蒂爾爵士的魚池公司—魚池公司持有船隻的專利，可以將活魚運入倫敦市場。
泡沫公司在股市上表現不錯，為首的兩間保險泡沫公司—皇家交易所與倫敦保險公司（London Assurance）—巔峰時期股價分別是實收資本的25 倍與64 倍。斯蒂爾的魚池公司一路漲到了160 英鎊，這時甚至還沒有任何人提出購買股份的要求。全球許可公司（Globe Permits）開放大眾認購未來帆布計畫的股份，結果公司都還未正式成立，認購權就已經以70 英鎊的價格售出了。不只是新公司欣欣向榮，老公司的股份也在牛市上水漲船高：東印度公司股價從100 英鎊高漲到445 英鎊，皇家非洲公司股價從23 英鎊漲到200 英鎊，百萬銀行股價則從100 英鎊漲到了440 英鎊。倫敦股市的總資本額不斷提升，1720 年夏季漲到了5 億英鎊的高峰，大約是1695 年總資本額的1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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