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烏克蘭情況相似，沒有外界的支援，台灣無法長期抵抗遠比自身強大的敵人。因此，台灣的主要防衛策略應該基於兩個相輔相成的目標：阻止解放軍進行常規登陸，並爭取美國主導的聯盟提供最大支援。就像烏克蘭擊退了針對基輔的攻擊並持續戰鬥一樣，台灣必須能抵禦中國軍隊的進攻，同時，要讓國際社會看到北京當局是軍事侵略者，台灣人民是無辜的受害者。與應對灰色地帶行動一樣，台灣必須維持與外界的連結，這對於爭取國際社會的援助至關重要。
無論美國是否正式承諾在中共發動攻擊時捍衛台灣，台灣軍方的任務仍舊不變，那就是保護台灣的核心領土及其居民免受北京接管，並在外援到來或中國放棄之前，獨自完成這一任務。
不對稱防禦戰略
多年來，美國建議台灣採用「不對稱」（asymmetric）防禦戰略，但在定義和能力上並未達成共識。美國通常敦促台灣增加可靠且成本效益高的平台，例如岸防巡弋飛彈（例如從卡車發射的反艦飛彈），增加作戰所需的彈藥供應，以及對訓練和維護的投資。台灣卻主張優先升級老舊的主力平台，包括先進的戰鬥機和直升機、搭載相位陣列雷達和垂直飛彈發射器的艦艇，以及現代化的坦克和履帶式火砲等。
華盛頓方面認為，中國不會因為幾個武器系統展示而受到威懾，而這些系統在衝突中將是令敵人垂涎三尺的打擊目標，因為解放軍在現代化過程中，加強了反制能力，尤其是針對美國以載台為中心的實力投射。多年來，台灣軍方高層否認中國大陸會對台灣發動攻擊，並對美國的警告不屑一顧。比如說，一位台灣陸軍將領告訴美國的聯絡人，大陸人和台灣人是「表親」，因此不會真正彼此對抗，就好像他們之間的內戰從未發生過一樣。當一位海軍上將被問及，為何台灣進行兩棲作戰訓練時，他辯稱台灣可能需要在南海與越南對抗。當台灣的空軍基地被評估為無法抵擋解放軍飛彈攻擊時，一位空軍將領簡短地回應道，任何有尊嚴的空軍核心組成都必須是戰鬥機，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台灣的將領們已經形成了一種世界觀，如果共產政權垮台，台灣的軍隊應該準備接管大陸。因此，台灣不願放棄如坦克、攻擊直升機、空降兵、兩棲突擊和空中預警等戰力的投射能力。
大約在2019年左右，蔡政府終於開始將台灣的國防建設轉向更符合美國願景的部隊發展策略。台灣宣布有意購買「刺針」人員攜行式防空飛彈，魚叉反艦飛彈和車載發射器，HIMARS 海馬斯（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發射器和 MQ-9 Reaper 無人情報、監視和偵察（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簡稱情監偵或 ISR）飛機。2022年以來的烏克蘭戰爭已經證實，這一轉變是明智的。華盛頓和台北現在已就台灣必須發展的能力大致達成共識，不過實施進展慢得驚人，令人擔憂。
基本上，不對稱戰術意味著利用自己的優勢對抗對手的弱點，避免相反的情況，就像《聖經》中年輕牧羊人大衛（David）擊敗了巨人歌利亞（Goliath）那樣。台灣正與一個資源越來越豐富、技術日益先進的對手進行長期軍事競爭。僅僅30年前，台灣的GDP還超過中國的一半。現在，台灣的GDP已不到中國的二十分之一。這種經濟實力的不對稱反映在軍事實力上，台灣也需要相應的不對稱防禦戰略。與此相關的是，根據美國政府的評估，台灣2022年的國防開支僅占GDP的1.6%，而中國不透明的國防開支總計，占這個更大經濟體的3.8%。台灣在2023年和2024年將國防支出提升至超過GDP的2%，但應該考慮比例至少與美國相當（GDP的3.5%）。防衛台灣的責任不應由美國人承擔得比台灣人更多，增加從美國購買國防裝備，獲取適當的軍事實力，不僅能展示捍衛台灣的決心並增強威懾，還有可能帶來更平衡的貿易關係（2022 年，台灣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達到510億美元）。
運用不對稱戰術
隨著時間推移，台灣需要盡最大可能發揮其防衛資源的效率。要實現這一目標，台灣領導人必須清晰地表達其優先事項，並使防衛機構著眼於防衛台灣免受解放軍入侵的核心關鍵任務上。本章早前論述，駐守台灣離岸島嶼的武裝力量配備至少應能夠有效抵抗中共的軍事攻占，同時，要承認以解放軍的強大火力，這樣的行動有可能成功。
台灣軍方也負責外交和災害應對支援任務，但不應專門配置部隊發展資源（例如購置和訓練），來支持實習航行（敦睦艦隊任務）到加勒比海或參與颱風救援行動。這些附加任務應該借助現有的災防部隊來完成。
因此，台灣軍隊的主力應該是專門用來抵禦解放軍的武裝攻擊。與此同時，台灣應利用其民間人才建立全社會的國土防衛機制。這應該包括在各領域中的兼職人員，例如：網路安全（IT人員）、醫療保健（創傷醫學從業者）、航空（飛行員）、物流（卡車司機）和國土防禦（當地社區居民）。
如果資源允許，台北方面還應考慮維持反制打擊能力。如果解放軍沒有對盟國領土使用致命武力，美國可能會避免對中國領土進行打擊，以降低核戰爭升級風險。然而，台灣有正當理由對武裝攻擊做出回應，例如，打擊解放軍沿海指揮控制中心、港內設施和登陸艦艇。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台灣已經配備了數百枚雄風二型（HF-2E）陸基巡弋飛彈，並且將這些飛彈安裝在可移動式的發射車輛上。台灣目前正積極採購陸軍戰術飛彈系統（Army Tactical Missile System，簡稱為 ATACMS），並計畫大量採購其升級版—精準打擊飛彈（the Precision Strike Missile，簡稱為 PrSM）。如果無法在台灣進行轉場行動，軍方也可以先發制人地將駐紮在美國和台灣的戰鬥機重新部署到第二島鏈基地，準備進行空中對峙作戰，也許台灣戰機將是唯一被授權攻擊大陸目標的飛機。為了支持這個選擇，台灣應該在關島的美國基地上大量採購並預置聯合空對地遠距攻擊飛彈（Air-to-Surface Standoff Missiles，JASSM）和長程反艦飛彈（Long Range Anti-Ship Missiles，LRASM）。如果台灣飛機無法重新部署，美軍可以使用這些飛彈來捍衛台灣。
在海底領域，中國已經投資建設了圍繞台灣水域的水下感測器偵測網路。與此同時，台灣的潛艇技術落後數十年。日本擁有絕氣推進（AIP）潛艇；美國和現今的中國的潛艇還增加了泵噴推進技術。儘管造價極高，台灣最新的潛艇並沒有這些改進措施，因此成為該地區海域內噪聲最大且最易受攻擊的現代潛艇。借鑒烏克蘭的經驗，台灣應該開發海上無人機，特別是致命的一次性無人機（例如智慧型魚雷），而不是建造更多載人潛艇。
現代的反艦和防空飛彈系統的成本，僅是建造載人兵力投射平台的一小部分。在現代戰爭中，成本曲線對於防禦方更有利，正如烏克蘭所見的。太平洋地區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網路，旨在防止美國的軍事干預。正如人們所預料的，有效射程越短，射彈成本越低，發射器更具機動性（因此更具生存能力）。台灣必須發展自己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網路，配備足夠的移動式短程和中程空防和岸防系統，以阻止解放軍在2個月內登陸的企圖。
另外，主動飛彈防禦和全面強化措施的成本，比相應的進攻性彈道和巡弋飛彈能力更昂貴。舉例來說，一枚愛國者反彈道飛彈的成本為400萬美元，這比它要攔截的飛彈還要昂貴。因此，台灣的飛彈防禦策略應該主要依賴機動性，因為固定的高價值目標不太可能在解放軍的打擊下倖存，諸如載人飛機和船隻這種較大的平台也會面臨同樣的情況。即使它們沒有在本土基地上被摧毀，也將很容易受到解放軍在台灣周圍海空中密集的A2AD武器的威脅。
為了彌補數量上的劣勢，台灣軍方必須利用具有韌性的感測和武器平台，並精準地選擇目標 ，以達到最高限度的殺傷力。
中國的封鎖行動和火力打擊可能會結合網路攻擊，以及可能的直接行動和第五縱隊（沉睡細胞）的破壞行動，以實現解放軍登陸作戰的三大戰略前提：資訊、空中和海上優勢。在實施調動和打擊的同時，台灣軍隊必須避免或盡量減少中方這些活動對台灣造成的影響，以阻止對方在三大戰略前提上取得優勢。
解放軍資訊優勢包括試圖蒙蔽敵人並干擾通訊。台灣可以透過分散式指揮和控制來開展行動，降低這些行動的影響。如果戰術層級的操作人員擁有內建的情報、火力和交戰授權，他們可以在近距離內識別和清除符合特定預設特徵的作戰力量（例如登陸部隊）。為了更有效地利用不對稱優勢，台灣不應試圖取得空中或海上的優勢，即使是在有限時間內，因為這樣做的成本和風險遠高於僅僅阻止解放軍在這些領域擁有行動上的自由。延伸式阻絕作戰的核心，在於擁有大量致命的、分散的，和具生存能力的防空和反艦飛彈。
台灣戰爭規畫人員還應該清楚了解，其防禦計畫的「戰力保存階段」在戰爭停止前不會結束。例如，停泊在東岸隧道內的飛機將在整個戰鬥期間無法使用。相反地，台灣的部隊應有心理準備，一旦暴露就可能被解放軍火力壓制，還應接受自己成為「防區內部隊」（stand-in force）的角色。如果戰爭擴展到該地區，美軍在日本西南部和菲律賓北部的部隊也將扮演「防區內部隊」角色。其餘的美軍和盟軍部隊將從更遠的距離推進，並從安全距離介入衝突。
因此，台灣的訓練計畫應該加強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和特種部隊的作戰互通，這些部隊中的任何一支都可能在事前派遣到台灣，擔任防區內部隊或顧問的角色。台灣的F-16戰機已透過在亞利桑那州的日常訓練和演習，在很大程度上達到與美方操作互通，並且在突發情況下，能夠參與遠距離作戰行動。作為防區內的國土防衛力量，台灣其他軍事部隊只需與美國及盟國軍隊協調，以避免友軍誤射事件。台灣應該專注將火力集中於近海，避免針對公海進行攻擊。美國不會與台北協調敏感的潛艇作戰行動，因此，台灣應避免在其沿岸水域以外的海底進行此類行動。
綜上所述，台灣的主要任務並不需要攻擊解放軍的遠洋海軍船艦。例如，台灣可以將其人力操作武器平台保持在12海浬的領海範圍內，將火力限制在40 海浬內，並攻擊中國大陸領土範圍內的目標。盟軍部隊可以依此進行協調，以化解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