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爭的起因》這部開創性的研究中，傑弗瑞•布萊內探討了戰爭爆發與和平的原因。他發現，過度樂觀往往是戰爭的前奏，而任何能夠削弱這種樂觀情緒的因素則有助於維持和平。
戰爭決策的關鍵影響因素
假如習近平決定對台發動戰爭，那將是他過度樂觀的極致表現。為了阻止這一情況，台灣、美國及其盟國應該專注於削弱習近平對戰爭任何樂觀的假設。
布萊內的研究指出，國家領導人在決定開戰或維持和平時，似乎受到至少七個因素的重大影響。以下列出這些因素，並探討它們如何影響習近平在決定是否發動戰爭時的盤算。
1. 軍事實力和在戰場上有效運用這些實力的能力
這或許是習近平信心日增的原因。北京正進行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和平時期軍事擴建，無論是在飛彈、轟炸機和戰艦等傳統武器的數量和品質上，都積累了顯著優勢。此外，中國在太空、電子、訊息和網路戰等專業科技力量方面也有了顯著進展。中國的核武器和飛彈擴展計畫雖然面臨挫折，但增速極快，預計未來十年內，中國的作戰核彈頭數量將翻倍，達到1,000枚。
2. 預測外國在戰爭發生時的反應
我們認為，使北京猶豫的最主要原因是：華盛頓可能會介入台灣戰爭。北京在決定是否入侵台灣時，考慮的主要因素有兩點：首先，華盛頓是否會保衛台灣；其次，華盛頓是否能夠迅速反應以防止台灣淪陷。拜登總統在5次公開發言中多次強調，美國將會捍衛台灣免受中國攻擊，顯示出他有意透過這種方式加強威懾。未來美國總統的承諾至少應該以拜登為標竿，否則可能會被北京解讀為美國介入的決心薄弱。
3. 對於國內或敵國內部是否團結一致或分歧的看法
布萊內的調查顯示，那些內部出現嚴重動蕩的政府通常會盡量避免戰爭。對於那些已經處於戰爭中的國家來說，內部的嚴重分歧則是迫使他們主動尋求和平的強烈誘因。可以回顧一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8年的德國，以及1970年代初的美國，這些例子都印證了這一觀點。儘管中國的經濟成長放緩，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習近平處理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也受到批評，導致人民感到失望，但並沒有出現足以使中國不願遠征作戰的社會動盪的跡象。除了2022年秋季短暫的抗議潮，當時在多個中國城市因反對習近平「清零」封鎖政策而走上街頭抗議，中國社會整體上看起來依然是穩定的。
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正面臨自70年代初越戰和水門事件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分歧。北京的領導階層知悉這些分裂（實際上，他們透過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的假訊息，投入了大量資源來加劇這些分裂）。美國的分裂可能會使中國領導人認為，美國的政治分歧嚴重，難以形成共識來應對台灣危機。北京當局在台灣、日本、澳洲和歐洲製造分裂的行動，同樣會使中國領導人更加有恃無恐，並讓他們對戰爭的態度更加樂觀。
4. 對戰爭現實和苦難的了解不足或遺忘
自1979年對越南發動代價高昂「懲越戰爭」以來，中國人民解放軍並未經歷過重大的實際作戰。與普遍認知相反，這種缺乏近期實戰經驗的情況，可能會使解放軍新一代軍官更有意願參戰，因為他們對戰爭痛苦和不可預測性缺乏深刻的體驗。
5.國家主義與意識形態
習近平時代的意識形態深受宿命論影響，認為鬥爭和對抗是不可避免的。根據一本中國內部軍事教科書的引述，習近平曾表示：「我們與西方國家的鬥爭和競爭是不可調和的，因此這將無可避免地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非常激烈的對抗。」習近平經常表達對西方民主國家必然衰敗的信心，這反映了他的過度自信。習近平2021年11月在北京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到：「無論敵人如何強大、道路如何艱險、挑戰如何嚴峻，黨總是絕不畏懼、絕不退縮，不怕犧牲、百折不撓。」他還讚美了已故主席毛澤東一句令人不寒而慄的話：「不惜國內打爛了重新建設。」
另一方面，毛澤東和史達林—這兩位習近平的楷模，在冷戰期間對於使用軍事力量並不輕率。史達林仔細評估形勢，並避免派遣陸軍參與1950-1953年朝鮮半島的戰爭，而毛澤東過度樂觀地預期美國可能被逐出朝鮮半島後，最終導致中方軍隊損失慘重。然而，在整個冷戰期間，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均未再次直接與美國交戰。
6.經濟狀況及能力可否支撐設想中的戰爭
中國的經濟正在失去活力，其深層原因不僅是習近平早已放棄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中國面臨的諸多挑戰既包括債務、不利的人口結構，也包括習近平推動的經濟決策再集中化。乍看之下，這似乎預示著台灣海峽從長遠來講是穩定的，不過前提是台灣要能撐到長遠。而目前的經濟阻力可能使北京相信，應該趁現在仍具有長期累積的軍事優勢，盡快發動戰爭。中國最大的優勢之一是其工業能力，這在本世紀初時只有美國的一半，但僅僅經過20年的努力，現已增加至美國的2倍。中國的造船能力更是美國的200倍以上。
2024年初，一位美國的高階軍官告訴我們：「儘管中國經濟形勢不佳，他們仍然展示出強大的戰鬥能力。」與此同時，烏克蘭戰爭凸顯了美國武器和彈藥製造能力的不足。正如在第1章中所述，習近平正在為一場重大戰爭進行動員準備。他的政府正在推行諸多戰爭準備措施，包括儲備食物和其他物資，並呼籲一般家庭也做同樣的準備，這可以視為備戰的信號。
7. 決策參與者的個性與經驗
習近平在2022年10月的黨代表大會上獲得第三個5年任期，成為類似於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那樣至高無上的領導人。習近平控制著從不諱言的「專政工具」（thetoolsofdictator-ship），其程度超過了所有前任領導人。毫無疑問地，習近平有權來決定是否對台灣發動戰爭以及何時動手。但他會這樣做嗎？這裡討論的許多因素明確地指向了這一可能性。但他的個性中有一些重要方面顯示，除非他對結果極度自信，否則不會輕易發動戰爭。
數十年來，習近平已經顯示出了超乎常人的戰略忍耐力。他小心翼翼地爬上權力的階梯，未向各派系大老顯露他的政治野心和冷酷無情。習近平很少改變方向（他的新冠疫情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外），但他行事謹慎，遵循著「走一步，看一步」的原則。作為領導人，他一直小心翼翼，在局勢不利時盡量不出牌，但他也會在沒有完全勝算時放手一搏。習近平的演講一貫顯示，他推崇克服困難並勇於鬥爭的精神，強調共產黨「培養了不畏強敵、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和品質。然而，普丁已經擲下鐵骰子，而他在烏克蘭可能會面臨挫敗，這使得習近平可能更加謹慎地權衡是否對台灣擲下鐵骰子。
結論
布萊內在《戰爭的起因》中敏銳地指出：在敵對國家之間，真正的「實力均衡」往往是戰爭的前奏，與這個詞給人的安撫印象正好相反。相較之下，實力不均衡則有助於促進和平。換句話說，當國家對於實力對比的結論存在分歧時，特別是當實力相當時，衝突更容易爆發，此時，戰爭本身便成為衡量哪一方真正更強大的標準。台灣海峽長期保持和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二十世紀末期以前，中國在軍事上處於較弱的地位，而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則擁有顯著的軍事優勢。
目前有許多跡象顯示，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實力比以往更加接近。15年前的桌上兵推中，美國軍隊曾取得壓倒性勝利，而現今的結果則顯示中美雙方勝負難分。加強在台灣海峽威懾力的途徑，是讓美國及其夥伴重新獲得在戰爭中取勝的決定性手段，並向北京展示這些能力。
這是冷戰時期華盛頓用來維持和平的祕訣。當蘇聯在1950年代的常規部隊在數量上超過北約時，華盛頓加強了其在核武器方面的優勢，以「抵消」蘇聯在歐洲的力量。在1970年代，當蘇聯的核能力與美國達到平衡時，華盛頓啟動了後來被稱為「第二次抵消戰略」（secondoffsetstrategy）的策略，旨在利用先進技術在常規武器上取得主導地位。從精確制導炸彈、隱形飛機、先進的感測器，到「星際大戰」（StarWars）反彈道飛彈計畫，這一切使得美軍能在軍事上占據明顯的優勢，儘管當時北約國家在軍隊數量上不如蘇聯。
憑藉地理優勢，台灣的保衛者無需在艦艇、戰機和火箭等方面與解放軍進行數量上的直接對抗。台灣相對缺乏適合的登陸海灘，其多山的海岸線，以及寬達百英哩的台灣海峽（烏克蘭人只能羨慕），這些都為再次運用冷戰時期「抵消戰略」（offset）的相對優勢提供了有利條件。如果台灣和美國及其盟國有能力將台灣海峽變成一道「沸騰的護城河」，那麼威懾力便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