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權獨攬、宛如「無冕之皇」再世的習近平，對中國來說究竟是危機還是轉機？要了解未來的中國與全球局勢，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專家宋國誠教授的著作《失速中國》，從四大面向深入解剖習近平的「中國症狀」，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出發，並以台灣人的角度為主體，一窺恐致中國失控、全球遭殃的燃點。
根據二○二一年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在中國已經有十六個省分的常住人口出現負增長。二○二○年中國人口淨增二百零四萬人，到了二○二一年，中國人口僅僅淨增四十八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低至○．三四，這意味中國人口總數量已非常接近峰值，幾乎等同於「零人口增長」。從人口演進來看，中國每年淨增人口在二○○○年首次跌入一千萬人區間、二○○五年跌入七百萬人區間、二○一○年跌入六百四十萬人。人口專家提出警告，中國大陸人口「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時代已快速提前到來，這將成為中國即將來臨的重大災難。
《彭博新聞社》（Bloomberg）專欄作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估算，在「最佳狀況下」，中國人口預計在本世紀結束時會萎縮五分之一；在「最可能」的情況下，中國人口本世紀結束時將減少四六％，降至七．七一億人；而在「最糟糕」的狀況下，中國人口將銳減近三分之二，這意味中國已經出現巨大的人口危機。
中國人口危機的四條鎖鏈—第一鏈：超低生育率陷阱
以反映婦女一生生育子女總數的「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為標準，一般而言，TFR至少要達到二．一，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一般為二．○），才不致使人口總數隨著世代更替而下降。當TFR低於一．五甚至一．三，人口學上稱為「超低生育率陷阱」。之所以稱為「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因為人口是一種「慢性變量」，其變化趨勢通常以「溫水煮蛙」的情況來顯現，往往在人口負增長持續二十年之後，才以「後見之明」的方式，提出有效的人口增長刺激政策。
實際上，中國早在一九九○年代就已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慣性趨勢，但是在「低更替水平」已持續近三十年之後，中共當局依然固守掩蓋事實、造假自欺等等「虛榮誤國」的作風，刻意忽視人口危機的趨勢與慣性，進而失去面對和解決人口負增長的時機。
據統計，二○○○年中國的TFR為一．二二，十年之後的TFR降至一．一八，在此後的三年中（二○一一年至二○一三年）TFR落在一．○四、一．二六、一．二五，顯示中國已經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進入「萎縮經濟」的年代。再依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七普）最新的統計，二○二一年中國TFR為一．一六二，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的二．○。許多研究已經得出結論，二○二一年總人口一四．一二六億可能已是中國人口的峰值，中國總人口將在二○二二年進入負增長時代；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降至八億甚至六億以下。
第二鏈：年輕世代的「三不政策」
過去二十年來，中國婦女未婚比例不斷提高，和「一孩」生育水準不斷走低，是這道「超低生育率陷阱」的特徵。
由於教育水準的提升、結婚成本的上漲、就業難度升高、職場競爭加大、婚姻觀念變化等等因素，二○二○年中國人平均初婚年齡上升至二八．六七歲，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二九．三八歲，女性為二七．九五歲。相較於十年前，二○一○年的平均初婚年齡為二四．八九歲，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為二五．七五歲，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為二四歲，十年間平均初婚年齡推後了近四歲。另據中共共青團二○二一年十月針對未婚青年進行的調查顯示，約有三成表示未來不會戀愛也不會結婚（不婚不戀），其中女性比例高達七○％。
除了普遍存在的「不婚不戀」現象外，還有「二不」，也就是「不孕」「不生」，即使在婚姻關係中也不願意懷孕，即使懷孕也不願意生育。據統計，中國每年人工流產多達一千三百萬人次，這還不包括藥物流產和在未註冊私人診所進行的人工流產數據。
面對人口銳減的危機，中國開始逐步放開計畫生育政策，從「雙獨兩孩」（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生兩個孩子）放寬至「單獨兩孩」。二○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再推出所謂「三孩政策」，也就是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孩子。但「三孩」顯然抵不住青年世代的「三不」。實際上，中國實施了三十五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已經產生雙重的約束作用，一是長期以來對生育行為的排斥與限制，「超生」成為一種政治罪惡；二是「一個恰恰好」的低生育觀念深入人心，形成普遍的生育態度和觀念定勢。另一方面，「三孩」政策的推出為時已晚，中國生育率反彈的時機已經喪失，「超低生育率陷阱」已無法挽回，其內捲化、固態化和剛性化的特徵已成常態化。
依據凱恩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的「有效需求理論」，人口減少將導致有效需求下降，儲蓄和資本積累短少，進而導致產業萎縮和失業率提高，不利於經濟的穩定增長。日本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由於人口減少而導致經濟低迷，是為顯例。在「超低生育率」的重壓之下，中國未來至少將面臨三大後果性危機：經濟增長加速下滑、消費萎縮和總體資產的貶值。
第三鏈：「大國空巢」的來臨
依據國際統一標準，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超過七％，就表示該國已進入人口老化階段。截至二○一九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達到一二．五七％，遠超過老齡化標準的七％；又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對中國人口發展趨勢的預測，到了二○五○年，中國的老年人口將達到三．三一億。
依據中國民政部二○二二年十月發表的數據，截至二○二一年底，中國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口達二．六七億，占總人口的一八．九％，預計「十四五」時期老人人口總量將突破三億人。民政部也指出，所謂「空巢長者」，也就是沒有與子女或親屬共同居住生活的老人，已經超過老年人口的一半，在部分大城市和農村地區，「空巢長者」比例甚至超過七○％。換言之，中國已存在大量長者面臨居家養老的不便或困難，甚至隱藏極高的安全風險與生命威脅。
第四鏈：人口紅利的下降
由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的流失，也就是人口老化結構所導致勞動力供給的短缺，將是中國未來最大的危機之一。「人口紅利」並非由人口總量所提供，而是由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所決定的。它是通過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國民儲蓄的擴大、人力資本成本效益的提高等等正向要素所實現的。隨著人口老化，老年負擔比重將大幅度提高，其直接結果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勞動力的負擔加大。依目前的估算，中國在二○三○年以前，勞動力負擔將超過五○％，人口紅利已出現下滑和萎縮。
隨著老年人退出生產行列，中國勞動人口的高峰已在二○一七年達到七．五八億人並開始反轉下降，這意味「人口紅利期」已在二○二○年提前結束，到二○五○年，中國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從業人員僅剩六．四億人左右，年均遞減率超過○．五％。在宏觀生產技術沒有大幅度提高之下，必然造成經濟增長缺乏勞動力的必要支持。換言之，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紅利）必將告終；在勞動供給減少、以老年負擔為主的勞動負擔加重的雙重因素之下，中國的經濟必將遭遇嚴重停滯和下滑的危機。
另外，在勞力短缺之下，中國大陸龐大的製造業將迎來「高工資年代」，企業成本的提高將導致生產減少、出口銳減、外貿萎縮和財政赤字；在資金短缺之下，最終連帶導致醫療保險與養老基金的失血，甚至破產。
中國將從「崛起」走向「萎縮」
在「四條鎖鏈」的緊勒之下：超低生育率陷阱、年輕世代的「三不政策」（不婚、不孕、不生）、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口紅利的下滑，中國將告別「人口大國」的地位。在巨大而無可避免的人口危機之下，中國將由「崛起」走向「萎縮」，習近平的所謂「中國夢」也將墜地碎裂、完全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