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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樂駒（音譯）絕望地看著電視裡直播反政府抗議者和平佔領了香港的機場航站樓的畫面。他想，這不會有好結果的。
然後他看到兒子，38歲保險經紀人肯尼就在那些黑衣示威者當中。幾週以來，他一直在和兒子爭執，希望他能退出越來越有對抗性的抗議活動。
「普通人解決不了政治問題」
65歲父為何苦勸兒退出抗議？
現年65歲的王樂駒是個表情冷峻的禿頂男子，他告訴兒子，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以及共產黨所挑選的本地官員是無用的愚蠢行為。他本人在近半個世紀前，父親死於共產黨的政治迫害後逃離了大陸，游了幾個小時到了香港。
「只有政治能解決政治問題，」王樂駒說，他在當地市場擺一個手機配件攤。
「我們普通人靠自己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在中國慶祝共產黨統治70年之際，香港這個半自治領土被夾在兩個世界之間。很多王樂駒同輩曾在毛澤東時代的混亂中逃離大陸，在香港找到了穩定和擺脫貧困的道路。對政治動盪的記憶，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驚人崛起提醒人們，學會與日益強大和堅韌的共產黨相處是生存關鍵所在。
但另一些人，像他的兒子肯尼，認為中共近年來對香港事務的侵犯，已經威脅到大陸所沒有的寶貴政治自由。他們也排斥香港由官僚和富商組成的政治菁英，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對北京更加感恩。
在很多人看來，抗議活動是他們為了下一代捍衛香港，並以上一輩的人所一直不願意的方式挑戰這個黨的最後的機會。抗議活動的暴力程度已經升級，並日益以北京為目標：10月1日國慶這一天，抗議者發起遊行，紀念他們所稱的共產黨「侵略中國」這一「民族悲劇」70週年。
▲8月中旬香港機場擠滿了抗議者。（圖片來源：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這場騷亂已成為對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政治敏銳度的考驗。挑戰的關鍵在於，黨如何重新定義對這片領土的主權，以爭取到那些擔心或排斥其威權傾向的人。
為解決這一問題，習近平可以從他的父親身上汲取教訓，那一位幾十年前在中國南方面臨過類似挑戰的共產黨革命者。但中國現在的最高領導人可能會發現，他父親所做的經濟發展承諾，在當前的危機中可能影響有限。
父親當年冒著生命危險來香港
兒子不解「為何不支持」
上個月，王樂駒給兒子發了一條手機影片，是一群抗議者和親政府支持者的混戰， 因此他勸兒子待在家裡。
肯尼回覆道：「我希望你不要忘記為什麼當年冒著生命危險來香港。」
早已今非昔比，父親對此解釋道，他當年很窮，「但你現在身在一個不一樣的地方，你有自己的家，有個孩子，應該要認真想想。」父親的訊息已明確表達，他們現在有更多可失去的東西。
對他的兒子來說，這不足以成為後退的理由。
「你這樣做是為了你的母親和將來，我也一樣，我在考慮我的兒子和將來。」肯尼說。
▲據估計，毛澤東時代有100萬人為了躲避大陸的共產黨統治而逃到香港，陳克志（音）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所謂的「自由泳者」，遊了近六個小時才抵達香港。 （圖片來源：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從中國逃到香港成「自由泳者」
1973年，王樂駒迫切地想逃離中國。
當時，他的父親是米商，五年前在一個勞改營去世，他是在被共產黨打成資本家後送進那裡的。被稱為「紅衛兵」的學生武裝分子洗劫了他們在南方城市廣州的家，沒收了他們的貴重物品，包括他母親藏在米缸裡的一隻玉鐲。
王樂駒那年19歲，他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五，需要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來養家糊口，因此他準備逃往香港。表哥教他下河游泳，每次他伸手到岸邊，就用竹竿打他，直到有一天，他們準備好了。
在15天的時間裡，為了不被邊境巡邏隊發現，王樂駒和表哥在夜幕的掩護下，在山林間跋涉，只靠五個月餅和一袋葡萄糖撐過這15天，並且活了下來。
8月18日凌晨2點左右，兩人脫掉身上僅有財產的襯衫，跳進黑暗的水中，即使隔著這麼遠的距離，王樂駒也能看到香港建築的燈光在漆黑的夜空下閃亮，那是香港，還有自由，似乎近在咫尺。
他用最快的速度游泳。許多逃亡者都是在同一個過境點被邊防人員開槍打死的，他們的屍體被衝到香港海岸上。他強迫自己集中精力游向目標。大約五小時後，王樂駒爬上了泥濘的堤岸。他成功了。
▲9月18日，中國大陸政府的支持者在香港示威。（圖片來源：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學者估計，在毛澤東時代，多達100萬人從中國逃到香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有的越過陸地邊界，有的造船，還有很多所謂的「自由泳者」，勇敢地迎著海浪遊向那裡。
中國南方的村莊空空蕩蕩，農田被遺棄。中共認為這種人員外流是個問題，並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從政治流放中拉回來，並得到一項新任務：保衛中國的「南大門」。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勛採取的措施，首先是在廣東增加宣傳。黨號召居民唱愛國歌曲，學習毛澤東思想。它傳播的訊息將香港描繪成邪惡資本家的家園。不過，人們還是逃到那裡去。
習仲勛在整個廣東省視察，發現在一個邊境村莊，居民收入只有香港居民的五十分之一。在其他地方，差距甚至更大，根據黨內的官方說法，就在那個時候，他意識到關點在經濟發展，而不是意識型態教育。
據曾在2000年採訪習仲勛的陳炳安的說法，習仲勛在反思那段時期時說：「這是我們從事實中得來的教訓。」陳炳安著有一本關於大陸逃亡者的書。
這一戰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到了1989年，隨著北京天安門民主抗議活動遭到鎮壓，又一波大陸人逃往香港，當時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近6倍，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非法移民人數已經極為稀少。
▲「共產黨的本質從未改變——它是個專制政權，」68歲的吳海榮（音譯）說。（圖片來源：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偷渡香港攢下兩間房
但他現在為何懊悔？
在香港，王樂駒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他在一家牛仔服裝廠做臨時工，還做過建築工人。他定期寄錢給家人，「用這個把爸的遺骨接回來」領到第一筆薪水後，他在給媽媽寄錢時附上了這樣一張字條。
他與一個香港女人相識並結婚，生了兩個孩子。他攢夠錢買了兩套公寓。多年來，王樂駒一直是留在大陸的兄弟姐妹們羨慕的對象，他擁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錢，可以買到質量更好的商品。
但是，大約十年前，他注意到形勢變了。他的兄弟姐妹變更富有了。他們買了更大的房子。他們得到很好的政府養老金。他們對去香港玩不再那麼感興趣了。最近，他在中秋節前問他們想不想要香港的月餅，他們說不用。
「現在他們的生活比我好多了，早知道中國發展得這麼好，我就不會離開了。」王樂駒懊悔地說。
在香港，王樂駒所在的大陸逃港者社區仍然聯繫密切，很多從小在廣東長大的人早就相互認識；還有些人是後來在香港通過朋友或工作關係認識的。現在他們已經六七十歲了，大多數人已經退休，他們定期聚在一起吃點心、打乒乓球、舉行麻將比賽。
珍惜自由認「中國是專制政權」
香港變中國城市「那我逃來幹嘛？」
但在這個聯繫密切的社區，香港最近的動盪曝露了其中的一道全新的斷層。雖然大多數逃到香港的人最初都是為了尋求經濟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比如退休卡車司機吳海榮（Wu Hay-wing，音譯）說，他們已經開始全心珍惜他們一到香港就發現的政治自由。與手機配件商王樂駒不同，他的群體當中，有些人經常參加抗議活動。
「共產黨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它就是個專制政權。」68歲的吳海榮說。
吳海榮說，他擔心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又一個大陸城市。
「如果是那樣，我當初逃到這裡來幹什麼？」吳海榮說。「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儘管如此，人們對祖國還是有著一定程度的懷念。許多人，甚至是那些現在已經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人，仍然與大陸的親戚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定期越境到大陸旅行。一些人利用與大陸的連繫攢下大量財富。
相比之下，香港年輕一代的抗議者中，有許多人拒絕與大陸聯繫在一起，並堅持他們心目中獨特而獨立的香港身份。還有一些人接受中國的統治，但希望向共產黨施壓，讓它放鬆對香港的控制。
見陸客湧港搶奶粉、疫苗
國家安全法成年輕人焦慮關鍵
王樂駒的兒子肯尼20歲出頭時，就開始擔心北京的影響力。2003年，這座城市試圖實施國家安全法，引發了抗議活動。後來，由於中國的安全醜聞，大批大陸遊客湧入香港，將貨架上的嬰兒奶粉與疫苗橫掃一空，令他愈來越感到焦慮。
與父親不同，他對大陸的感情並沒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改變。
「你不能單憑錢來判斷一個地方，」肯尼最近在香港金融區的一家咖啡館接受採訪時說。「還需要自由。」
意識到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父子倆試圖避免談論抗議活動。王樂駒經常抱怨香港的問題是缺乏愛國主義教育；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學會為中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在這一點上，肯尼與父親驚人地一致。在另一次採訪中，他提到了對應patriotic的中文詞「愛國」。
「我可以支持愛國，」他說，「但我不能愛黨。」
▲本月初，抗議者在太平山排成人牆。（圖片來源：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註：全文獲《紐約時報》授權，By AMY QIN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