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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養一名中國女嬰後，開始耗費數年研究中國農村家庭受獨生子女政策影響的亞洲研究學者凱·安·強生(Kay Ann Johnson)，於8月14日在麻薩諸塞州海恩尼斯的一家醫院去世，享壽73歲。她的丈夫比爾·格羅曼(Bill Grohmann)說，她因轉移性乳腺癌的併發症病逝。
強生教授曾執教於麻薩諸塞州阿默斯特的漢普夏學院(Hampshire College)，1991年在華北一個村莊從事一項口述史研究時，她從中國中部湖北省的大城市武漢的一家孤兒院收養了三個月大的女孩唐莉（又名莉莉，音譯）。在此前，她和格羅曼已有一個親生兒子。
當時，中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一胎化）已有10餘年，這是共產黨政府為遏制人口增長而採取的一項嚴厲措施。該規定促使家庭在是否保留孩子的問題上做出痛苦的決定。
當是女孩時，
如何取捨變複雜……
他們會支付高額罰款，留住「計劃外」的孩子；或者將他們藏起來，不讓當局找到；或者遺棄；或者找到親朋好友偷偷收養。在一種普遍重男輕女的文化中，當計劃外的孩子是女孩時，如何取捨就變得更加複雜。
「與大多數養父母一樣，我想知道，是什麼樣的人生下了我的女兒，並且似乎把她留在了一座大城市的街頭，」強生在《中國的隱匿兒童：遺棄、收養和獨生子女政策的人命成本》(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Child Policy，2016)裡寫道。這本學術著作研究的是絕望的中國父母所感受到的恐懼與悲傷。
強生希望莉莉（全名為李·海倫·唐莉·強生(Lee Helen Tang Li Johnson)）了解中國父母的難處，以及她是如何成為首批被外國人收養的12萬名中國兒童之一。
「我的想法是，這種理解會有助於減輕她對親生父母的怨恨，最重要的是，緩解一個年幼的孩子內心常有的疑慮『是我有什麼問題嗎』、『我做錯了什麼，導致父母不要我了』，我女兒才3歲的時候，就已經明顯有了這樣的一些念頭。」強生寫道。
20多年來，強生一直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農村，在那裡，親生父母與下決心要控制住人口的政府發生了以弱碰強的衝突。城市也實施一胎化政策，但農民們往往更勇於去反抗。強生的研究是透過一些令人痛苦的案例來呈現，其基礎是那些要面對這項殘酷政策的親生父母的訪談。
替政府做事的男子來到房間，
把嬰兒奪走……
其中一位家長蔣麗鳳（音譯）懷孕時已經有了一個兒子。她打算留下這個孩子，而且希望能有個女兒。在政府的強制檢查中，她用朋友的尿液採樣瞞了過去，同時也以此避免可能的強制絕育。
她生下一個女兒，名叫盛世（音譯）。但9個月後，7名應該是在替政府做事的男子來到她的卧室，把嬰兒奪走，帶上了一輛廂型車。
強生教授寫道，蔣麗鳳回憶，「她覺得天要塌下來了，跌跌撞撞地跟在他們後面，對剛剛發生的事情又驚又怕。」蔣麗鳳還是追上了廂型車，跟那些男子和盛世一道前往當地的計劃生育辦公室，到那兒後，她和丈夫徐廣文（音譯）央求把女兒還回來，但官員們卻拒絕了。
這對夫婦被告知，女兒被帶到孤兒院後，他們可以領養，但強生教授表示，那是鬼扯。
「政府帶走了他們的孩子，剝奪了他們做父母的權利，讓他們悲痛欲絕，卻無能為力，這簡直就是政府在綁架，他們一點指望也沒有。」她寫道。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上給該書的書評中，稱讚強生教授打破了中國父母不重視女孩的傳說，並讓人得已一窺一胎化政策帶來的可怕後果。
「強生這部非凡的著作講述了普通人反抗無情官僚體制的意志，掙扎著建立家庭的強烈痛苦」黎安友寫道。
凱·安·強生於1946年1月21日生於芝加哥。父親D·蓋爾·強生(D. Gale Johnson)是農業經濟學家，曾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主任。母親海倫·(華萊士)·強生[Helen (Wallace) Johnson]是全職主婦，曾在芝加哥大學校醫院做義工。
強生教授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獲政治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76年在該校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關於中國的婦女權利和家庭改革，在此過程中，她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漢語。
「她有批判意識，始終進行深入研究，關於她所寫的主題還有其他更熱門的著作，但如果你想要著述嚴謹的書，就看她的」強生教授在威斯康辛的論文指導老師愛德華·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在電話中說。
2016年中國結束一胎化政策，
已婚夫婦可生2個孩子……
她曾在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教過五年政治學。1979年，她加入漢普夏學院，擔任亞洲研究和政治學教授。過去幾年來，她負責魯斯亞洲研究與環境倡議(Luce Initiative on Asian Studies and the Environment)，該項目為學生和教職人員提供在中國和泰國開展實地調研的機會。
強生教授的首部著作《中國的婦女、家庭和農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改編自她的論文。在第二部著作《想要女兒、需要兒子：中國的遺棄、收養和孤兒院的照料》(Wanting a Daughter, Needing a So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Orphanage Care in China)中，她開始探索中國政府打壓人口過剩時期兒童遺棄和收養情況。
《中國的隱匿兒童》出版於2016年，當時中國剛結束一胎化政策，一部分原因是為增加勞動力供應，並正式宣布，已婚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
除丈夫和在耶魯攻讀美國研究博士的女兒外，強生教授在世的親人還有兒子傑西·強生(Jesse Johnson)、繼女埃琳娜·裡特爾(Elena Ritter)；以及兄弟戴維·強生(David Johnson)。
強生教授收養的莉莉是美國人收養的第一批中國孩子。尚蒂·弗賴伊(Shanti Fry)從朋友那裡聽說這件事後，也從莉莉原來的孤兒院收養了一名嬰兒，並成為支持團體收養中國孤兒家庭組織(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新英格蘭分會的創會會長。
「凱真的打開了這扇門，這可能是個可行選擇的消息很快在麻薩諸塞州傳開」弗賴伊在電話中說。強生教授曾為她的組織及後來兩個安排中國兒童領養事宜的機構提供過建議。
弗賴伊說，她從中國又收養了一個女孩，「我想像著凱去中國，摸索著收養孩子的方式，在中國的官僚體制中間開闢出一條道路，然後給我們收養孩子的信心。」
註：全文獲《紐約時報》授權，By Jenna Baillargeon © 2019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