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深刻衝擊了大眾對銀行的信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亞當．圖澤（Adam Tooze）這麼說。
在被問到雷曼兄弟破產對世界的影響時，這位出生於英國倫敦、劍橋大學經濟系畢業，又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攻讀經濟史博士的他，先從故鄉英國開始講起。「在英國，金融業直接對應到的就是倫敦，在許多英國人眼中，倫敦在金融危機後，變成一個非常惹人厭的城市。」圖澤的語氣顯得無奈。
只是，對金融業的嫌惡之情，更深層透露出的，實是危機後英國民眾對貧富差距惡化的感受日趨強烈。
今年四月，英國下議院圖書館發表報告指出，自二○○八年以來，全球最富有的一％人口，其財富以平均每年六％的速度成長，其餘九九％人口財富僅成長三％。
成長速度差異直接導致的，就是所得分配的進一步分化。對此，瑞士信貸一七年出版的《全球財富報告》即指出，自一○年以來，全球所得最高的前一％族群，其財富占全球比重，從三六％攀升至一七年的四六％，短短七年間大幅增加十個百分點。
其中，許多人將貧富差距惡化的罪魁禍首，指向全球央行在危機後，推行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對此，圖澤表示，儘管歐洲和英國央行最近發表報告，澄清QE政策本身並沒有讓所得不均惡化，「但那是歐洲，美國情況就非如此！」
禍首：美國貧富不均 選出極右翼總統
圖澤解釋，因為股票持有者高度集中於所得前一％族群，QE後「資金紅利」所創造的股市榮景，也多數只進到這些人的口袋。
從貧富差距的擴大談起，這位甫出版《崩潰——金融海嘯十年後》（暫譯，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新書的著名經濟史學家，鋪陳了一個基於「不滿與對立」底下的世界新麻煩。
金融海嘯後美國政府對大銀行的支持，加上QE後貧富差距惡化沸騰的民怨，間接讓極右翼的川普在2017年初坐上白宮大位。
